他打仗。她直接给出了他想要的结果——但不是因为他赢了。是因为她欠了债。
“从我认识他的第一天起。”她的手指在红绳上轻轻摩挲着，摸到金刚结那颗小小的凸起，停了下来。“他在杜巴广场看我擦象神雕像。他站了很久，没有拍照。后来他帮我还了债——不是我叫他还的，他自己去还的。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说呢’。我说我要还你，他说好，慢慢还。他从来没有催过我还。他带我去博卡拉，我们在费瓦湖上划船，晨雾还没散，我唱歌给他听。他坐在船头，看着我。我带他走郎当山谷，遇到了雪崩。他把我护在身后，他的背对着雪，我的脸贴着他的胸口。他带我去洛萨节，坐在我家的火塘边，吃我阿妈做的馍馍，让我阿爸把雕的小牦牛放在他手里。他在和平塔的月光下给我系红绳，说他想把我拴住。他把我带回重庆，带我去了大理，在苍山索道上我指着玉龙雪山说那不是我的雪山，他说你的雪山在那边，我带你回去。他在江边握住我的手，在医院的走廊里排了一个小时的队，在超市买菜，在厨房里洗土豆。他把念珠戴在手腕上。”
她停下来咳了两声。那种带着杂音的咳嗽，像是肺在替她说她说不出口的那部分。她用手掩住嘴，咳嗽停止了。她把手放下，放在膝盖上，看着手腕上的红绳。
“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东西。我给他的，都是我自愿的。但我还是觉得，我欠他。欠他什么，我说不清楚。也许欠他一个不用做选择题的未来。也许欠他一个不用和他爸决裂的借口。也许只是欠他——”她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红绳，洛萨节那根已经褪成了浅红，和平塔那根暗成了铁锈色，金刚结那根还在，颜色最正，结扣最结实，“欠他一个不用被他爱的人拖累的机会。”
陆震廷把茶壶端起来，给她已经凉透的杯子里续了热茶。蒸汽从壶嘴升起来，在两人之间形成一道薄薄的白雾。白雾在茶室昏暗的灯光下缓缓上升，散开，消失。他重新把茶壶放在茶台上，手指在壶把上停了一下。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他没有想到谈判会这样发展。他准备的那些话——关于责任、利益、家族、未来——全部被她的三个字截住了。我欠他的。她的这三个字里没有委屈，没有愤怒，没有指控。只有一种他从来没学过怎么应对的东西：心甘情愿。
他忽然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区别不在于贫富、阶级、文化——而在于他做每一件事都在算计得失，而她做每一件事都在还她认为欠下的债。他为陆云做了他认为是“保护”的事——冻结账户、收走车、施压联姻。那些事都在账本上留下了数字——清晰的、可量化的数字，可以被写进董事会决议和财务报告里的数字。她为陆云做了她认为是“还债”的事——把阿妈的念珠戴在他手上，把最好的毯子送给他母亲，每天早上跪在窗前为他点一盏酥油灯。那些事从来不在任何账本上。它们没有数字。但它们比任何数字都更重。
“你不需要现在就给我答复。”陆震廷说。他把茶壶放回茶台上，壶底和茶托相碰发出一声轻响——那声响很脆，像冰块掉进玻璃杯。
尼玛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小口。茶还是温的。那股陈年的醇香在她舌尖上停留了一瞬，然后顺着喉咙滑下去，在胸口变成一股暖意。窗外的车流还在无声地滚动，LED大屏上的广告又换了一轮——白色轿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手表，秒针在屏幕上一格一格地跳。冷气还是那么凉，从天花板上的出风口均匀地灌下来，吹得茶台上那张便利贴的边缘微微翘起。她端着茶杯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和在博卡拉山路上一样。她的脚知道哪块石头会松动、哪块树根可以踩、哪段泥路会打滑。但此刻她脚下的不是山路，是茶室铺着暗红色地毯的地板。她找不到那块松动的石头在哪里——但她知道，她还是要继续走。她这辈子走过最难的路不是郎当山谷，是这一刻。
她站起来。那双粗糙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茶台边缘，轻轻按了一下。然后她收回手，低头看着自己手腕上的红绳——三根，一根浅红，一根深红，一根系着金刚结。念珠不在。念珠在陆云手腕上。他用它提醒自己每天记得吃药，她在用红绳提醒自己每天记得什么——记得洛萨节的火塘，阿妈把红绳从供台上取下来，放在她手心，说“给他系上”；记得和平塔的月光下，他笨拙地打了两遍结，说“我想把你拴住”；记得大理客栈院子里，她把念珠摘下来绕在他手腕上，说“旧的给你，新的留给我”。她用拇指轻轻碰了碰那颗金刚结。然后松开手，拿起放在椅子旁边的布包，转身走向门口。
推拉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磨砂玻璃上印出她模糊的背影——一个穿着灰色连衣裙的瘦小女人，站了片刻，然后消失在走廊深处。
陆震廷独自坐在茶室里。窗外的繁华景象一如既往。解放碑的钟楼指针指向四点二十，人行道上的人潮比刚才更密集了——下班高峰期快到了。LED大屏上的手表广告还在循环播放，秒针一格一格地跳，从零跳到六十，再从零开始。他低头看着茶台上那杯她没喝完的普洱，茶汤已经完全凉了，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