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有重建。你母亲的眼睛不太好，织毯子赚不了多少钱。你父亲的腿干不了重活，但他可以做管理。我在登山圈子里有一些关系——国际登山队的向导业务可以对接给你家。这样你父亲不用出重力，你母亲不用织毯子还债。”
他的声音依然平稳，不像在施恩，更像在谈判——但这次的谈判对象不是对手，而是一个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不太了解的女人。他不敢再用对付商业对手的方式对付她。他换了一种方式——更接近合同。条款清晰，数字精确，每一笔账都算得明明白白。因为他终于发现，这个女人也是算账的人。她和他算的不是同一种账，但她的账本比他的更厚。
“我要你明白，”他最后说，“我不想亏待你，也不想亏待你的家人。你离开，对你，对他，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你回尼泊尔，回到你的村子，你的家可以重新开始——不是从零开始，是从正数开始。他可以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恒通的项目、陆氏的未来、三千多员工的生计。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在乎，但他在乎。他生在这个平台上，这些东西是他的一部分。你可以说不关你的事，但你刚才说，你欠他。欠他就是欠这些——欠他一个不用把这些东西全部丢掉的机会。”
尼玛低着头。她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双手——那双织了二十年毯子的手，虎口有茧，指节粗大。这双手从废墟里扒过石头。地震那年，加德满都她亲戚家的二楼塌了，她被压在楼板下面十个小时。她用手扒过压在自己身上的碎砖，指甲全部劈了，血流在灰土里，她感觉不到疼——不是没有疼，是更强烈的对死亡的恐惧把疼盖住了。这双手在加德满都的街头接过无数张皱巴巴的钞票——有些是干净的，有些沾着汗渍和油污，有些被揉成团扔在她脚下，她弯腰捡起来，一张张抚平，整齐地叠好，放进布袋里。这双手在洛萨节那天把红绳系在陆云手腕上——阿妈在佛前供了一整夜，她把红绳从供台上取下来，绕过他的手腕，打了一个结。他说，在我们那儿，红绳是拴住一个人的意思。她说，在我们这儿，是拴住一辈子的意思。现在它们安静地放在她的膝盖上，一动不动。手背上的血管是淡蓝色的，在皮肤下隐隐约约。她看着那些血管，想起了阿妈的手。阿妈的手上也是这样的血管——年轻的时候是凸起的，老了之后塌下去了，但还在。
她忽然想起了阿妈。不是今天这个阿妈——那个在电话那头说“阿妈在这里”的老妇人，说“夏尔巴人的女儿不欠任何人的债”的阿妈。是很久以前的阿妈。她小时候坐在火塘边，看着阿妈把酥油倒进铝锅，用木勺一圈一圈地搅。火塘里的柏枝噼啪作响，柏枝燃烧时散发出的清冽香气弥漫在整个屋子里，把石头墙上积了一冬的潮气都驱散了。酥油在铝锅里慢慢融化，从淡黄色的固体变成金黄色的液体，表面浮起一层细密的泡沫。阿妈的手握着木勺，一圈，又一圈，节奏很慢，和捻念珠时一样。
她问阿妈，我们欠了那么多钱怎么办。阿爸腿伤了之后，家里借了高利贷重建旅馆的地基。地基还没建好，雨季来了，刚砌好的石墙被泥石流冲垮了一半。高利贷的利息每个月都在涨，她看到阿妈每天晚上在火塘边捻念珠，捻得很快——不是那种从容的节奏，是更急的，带着某种她在佛前磕长头时才有的紧迫感。
阿妈没有抬头，只是继续搅着酥油。铝锅里的酥油在木勺的搅动下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漩涡中心是金色的，边缘是淡黄色。一个人欠了债，这辈子就要还。还完了，下辈子就不用再还了。
她当时不懂什么叫“下辈子”。阿爸坐在旁边，右腿直直地伸着，膝盖以下搁在矮凳上。他用那只还能动的左手雕着一只小牦牛——刀尖在木头上缓慢地移动，一片一片的木屑从刀口卷出来，落在他的膝盖上。他低头雕着木头，但他在听。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夏尔巴男人就是这样——他们把话放在手里，让刀替他们说。
后来她懂了。下辈子不是真的下辈子。下辈子是——你做完该做的事之后，才能安心地继续活。就像那些被她捻亮的念珠，捻过一百零八颗之后，才是新的一圈。每一圈都是新的开始，但每一圈都连着一圈。阿妈把念珠传给她，她把念珠传给陆云。念珠在她手腕上捻了很多年，现在在他手腕上。他从一个举着相机不知道该不该按快门的男人变成了戴着念珠去开会的人。他不信佛，但他信她。信她就是信度母。度母会保护他，不管她在不在他身边。
她抬起头，看着他。
“我欠他的。”她说。声音很轻，但很稳。每一个字都像是被放在酥油灯的火苗上烤过——不是烫的，是暖的。
陆震廷端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茶汤在杯子里微微晃动，液面反射着天花板上的灯光，在他的脸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光斑。他看着她的眼睛。他看着那双被高原阳光晒成小麦色的手——手背上还有在废墟里扒石头留下的旧疤，一道白色的细线从食指根部延伸到手腕，被岁月磨得不那么明显了，但还在。他什么也没说。他能说什么呢？他准备了关于项目、资产、股份、未来的全部论据，他以为这是一场需要步步为营的硬仗。但她没有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