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邻居，邻居不仅证实了王某的说法，还提到赵某的侄子曾因借粮被王某拒绝，两人因此结下嫌隙。
带着这些线索，李离又前往赵某家。面对李离的层层追问，赵某终究瞒不住，吐露了实情。原来他家的牛是自己走失的，他怕被人笑话，又记恨王某曾拒绝借粮，便让侄子作伪证，诬陷王某偷牛。真相大白后，李离当场撤销了对王某的判决，还下令将赵某与他的侄子各打二十鞭，以儆效尤。王某感激涕零，要给李离磕头谢恩，却被李离拦住。他说，这不是臣的恩惠，是国法本应如此。
此事传开后，百姓纷纷称赞李离的公正无私，晋国的官吏们也不敢再随意断案。晋文公得知后，对身边的大臣说，寡人得李离，如得一明镜，可照见刑狱中的不公。此后的日子里，李离愈发兢兢业业，凡经他手的案件，皆证据确凿、判决公正。晋国的司法秩序渐渐步入正轨，百姓对国法的信任也日益加深。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以公正闻名的狱官，日后会因一桩自己经手的冤案，走向生命的终点。
明察秋毫，慎断疑案安民心
在狱官任上的数年里，李离始终以“严谨”二字为行事准则。春秋时期的刑罚较为严苛，动辄便是鞭刑、肉刑，甚至死刑。李离却认为，刑罚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而非“以刑威慑”。他在严格执行律法的同时，始终怀揣恤民之心，对情节较轻的案件，尽量从轻判决，或让罪犯以“服劳役”“缴纳罚金”的方式赎罪，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
晋国都城曾发生一起“杀人案”，商人张某在自己的客栈里被人杀害，身上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地方官吏初步判断，凶手是客栈的伙计李某，理由是李某案发当晚曾与张某发生过争执，且案发后行踪不明。案件上报到李离手中时，地方官吏已将李某的家人关押，并上书请求判处李某“腰斩”之刑。
李离看过案宗后，却发现了几处关键疑点。其一，李某与张某争执的原因是张某拖欠房钱，争执并不激烈，李某没有杀人的强烈动机；其二，案发现场没有找到李某的任何痕迹；其三，李某行踪不明，或许是畏罪潜逃，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为了查清真相，李离亲自前往客栈勘查。客栈位于都城的繁华地段，周围有不少商铺。他先是仔细查看了案发现场，张某的房间里一片狼藉，桌子被掀翻，地上有血迹，墙角的柜子被打开，里面的钱财不翼而飞。李离注意到，窗户的插销有被撬动的痕迹，而房门的锁却是完好的，这说明凶手可能是从窗户进入房间的。
随后，李离又逐一询问了客栈周围的商铺老板。一位卖布的老板告诉李离，案发当晚，他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从客栈的后巷匆匆走过，手里还提着一个包裹。另一位当铺老板则说，第二天一早，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拿着一些金银首饰来当铺典当，神色十分慌张。李离将这些线索整合起来，判断凶手并非李某，而是另有其人。他当即下令释放李某的家人，并派人四处寻访那个“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几天后，差役在都城郊外的一个小村落里找到了该男子，并从他家中搜出了张某的钱财和首饰。经审讯，该男子承认自己是一名惯偷，案发当晚潜入张某的房间行窃，被张某发现后，便将张某杀害，随后逃之夭夭。案件告破后，地方官吏向李离请罪，说自己差点造成冤案。李离没有责备他，只是平静地说道，断案需以证据为凭，以情理为据，切不可仅凭臆断定案。此事让晋国的官吏们更加敬佩李离，“谨慎断案”也逐渐成为晋国司法系统的共识。
还有一次，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因饥饿偷了一户人家的粮食，被户主抓住后送到了官府。按照当时的律法，盗窃可判“刖刑”。李离审理此案时，得知少年家中父母双亡，独自一人生活，实在是因饥饿难耐才犯下过错。他于心不忍，便对少年说，你虽犯了盗窃罪，但情有可原。今免你刖刑，罚你在官府的田地里服劳役三个月，赚取粮食后，再向户主赔罪。
少年感动得泪流满面，连连点头答应。三个月后，少年不仅赚够了粮食，还亲自向户主赔了罪，户主也原谅了他。此后，这位少年再也没有犯过错，凭借在官府田地里学到的耕种技巧，成了村里的种田能手。这件事传开后，百姓们愈发感受到国法的“温度”，“守法”也渐渐成为大家的自觉行为。
晋国的乡邻们时常念叨，自李离掌刑狱以来，冤屈少了，公道多了。有老者说，以前打官司，拼的是钱财势力；现在打官司，看的是证据情理。李大人让我们知道，国法是给百姓撑腰的。这样的赞誉传到晋文公耳中，他对李离的工作愈发满意，多次想提拔他担任更高的官职，却都被李离拒绝了。他说，臣热爱刑狱之职，能为百姓断冤屈、为国家守法度，便是臣最大的心愿。若升任他职，恐难再专心于刑狱，反而辜负了君上的信任。晋文公见他心意已决，便不再勉强，只是更加倚重他，凡有重大案件，必召李离商议。在旁人看来，李离的仕途平稳，声望日隆，未来不可限量。可命运的齿轮已在悄然转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冤案，即将将这位公正的狱官推向生死抉择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