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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长是2002年冬天走的。
消息是马科长的儿子马文军打电话来的，电话打到轩尼诗道五楼，秀兰接的。马文军在电话里说，老爷子是凌晨三点走的，心脏衰竭，走得很安详，没受什么罪，走之前还在看报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就没再醒。
秀兰把电话放下，去卧室找陈守业。陈守业正在空间里侍弄菜地，秀兰推门进来的时候身上带着一股空间里的泥土味和青菜味。
"守业，老马走了。"
陈守业蹲在菜地边上，手里拿着一把小小锄头，锄头上沾着湿泥。他听完以后没有说话，把锄头放下，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什么时候的事。"
"凌晨三点，文军刚打的电话。"
"走的时候疼不疼。"
"文军说没受罪，看着报纸睡过去的。"
"好。走得安详就好。"
他从空间里出来，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秀兰给他倒了一杯茶，他端着没喝，放在膝盖上，手按着茶杯。
马科长。
他在脑子里把这个名字过了一遍。马科长是他1957年进红星轧钢厂时认识的，技术科的老科长，五十多岁，干活仔细，做人本分。陈守业刚进厂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马科长一点一点教他的，从机床操作到零件检测到生产流程，手把手带出来的。
后来陈守业被下放，马科长帮他在厂里撑着。再后来陈守业去了香港，马科长替他看着北京这边的事。十几年的交情，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
陆为民走了。马科长也走了。
他这辈子遇到过不少好人。陆为民是在体制里给他遮风的人，马科长是在厂里给他撑腰的人。两个人都不在了。
"我回北京一趟。"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跟你去。"
"你腿不好，别折腾了。"
"我坐轮椅也去。"
陈守业看了她一眼，秀兰的脸上有一种不容商量的表情。他认识她五十四年了，她要是铁了心，十头牛拉不回来。
"行，一起去。"
第二天两人飞到北京。十二月的北京，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秀兰裹着厚棉袄，走路慢，膝盖的骨刺让她每一步都皱一下眉，但她不吭声，一步一步往前走。
马科长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规模不大，来的都是老同事和家属。陈守业和秀兰到的时候，马文军在门口等着，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些，眼睛红着。
"陈叔，您来了。"
"文军，节哀。"
"我爸走之前还念叨您，说守业要是回来了让他去沙井胡同看看，枣树不知道还在不在。"
陈守业没有说话，拍了拍马文军的肩膀。
追悼会很简单。马科长穿了寿衣，躺在花丛中间，脸上化了妆，看着比活着的时候胖了一些。陈守业站在遗体前面，看了大约两分钟。
马科长这张脸他看了四十五年。从三十二岁进厂到六十一岁退休，马科长的脸从清瘦到苍老，从黑发到白发。现在这张脸不动了，定在那儿了，像一张照片。
鞠了三个躬，转身走了。
出了八宝山，陈守业没有直接回饭店。他让司机开车去了沙井胡同。
十二月的胡同，冷清，树叶落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杈。17号的门还锁着，门上的红漆又掉了几块，春联是去年贴的，颜色已经发白了。
他透过门缝往里看了一眼。
枣树的枝杈在冬天的灰白色天空下，像一只张开的手，跟四年前他来的时候一模一样。叶子全落了，只剩枝干，但树还活着。
"今年枣没熟就落了。"秀兰在旁边说，"你看，地上有几颗干枣。"
陈守业低头看了一眼，门根底下确实有几颗干瘪的枣，缩成了一小团，颜色暗红，像几粒干了的血。
"马科长让我来看枣树。"他说。
"什么。"
"文军说，老马走之前念叨，让我回来看看沙井胡同的枣树还在不在。"
秀兰没有说话，伸手搂住了他的胳膊。她的手还是凉的，北京冬天的风把她的手吹得冰凉。
"还在。"她说。
"嗯，还在。"
两人站在17号门口，看了一会儿那棵光秃秃的枣树。风从胡同口灌过来，呜呜响，把地上的干枣吹得滚了几下。
陈守业弯腰捡了一颗干枣，揣进口袋。
"走吧。"
回饭店的路上，陈守业坐在出租车后座，手里攥着那颗干枣。秀兰靠在他肩上，没有说话。车窗外是北京的冬天，灰蒙蒙的天，光秃秃的树，路上的人都缩着脖子赶路。
2003年春天，非典来了。
香港是重灾区，街上空荡荡的，学校停课，商铺关门，人人戴着口罩，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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