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里的紫砂壶，壶嘴正朝着祖父的方向。他把壶转了个方向，重新放回茶盘上。“父亲教过我，”他说，声音有些涩，“这些年我一个人泡，有些规矩就忘了。”何成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没忘。你泡茶的水温和时间，跟你父亲一样。他九十五岁那年手抖了，泡出来的茶还是比谁都好喝。”
何国没有说话。茶室里只剩下雨声和煮水的咕嘟声。父子俩隔着一张茶案，一壶铁观音在他们之间冒着热气。何国忽然意识到，这是何辩走后十六年来，祖父第一次主动跟他提起何辩泡茶的习惯。以前他从来不说——不是忘了，是不想提。何国觉得自己也该说点什么，但最终只是又给祖父斟了一杯茶。
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抵达北京。
何成局没有守在收音机前。他一整天都坐在桂花树下，闭目打坐，看起来跟往常没什么两样。但何国注意到，祖父今天没有让茶凉掉——每次他过去换茶，茶杯都是空的，祖父在他走近时准时睁开眼睛接过新茶，喝完又闭上。后来何国不再过去换茶，就在祖父旁边的石凳上坐下来，陪着他一起等。
收音机放在正堂里，音量开到了最大。何山、何峰、何岩、何海都聚在正堂里，宝芝林的弟子们今天放了半天假，围在院子里听广播。播音员的声音从正堂里传出来，穿过回廊，穿过天井，一直飘到后院的桂花树下。何成局听到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认真、坦率的会谈”，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做广州知府时跟洋人打了二十年交道，“认真”和“坦率”这两个词在外交辞令里的真实含义，他比谁都清楚。
何甘没有去正堂。他在厨房里炖汤，从早上炖到下午，锅里的鸡汤翻了一轮又一轮，他尝了一勺，太淡；加了一把盐，又尝，太咸。九十九岁的手端不稳量勺了，他索性把整锅汤倒掉重新来。何海中午去厨房找吃的，看见灶台上摆了三只砂锅，每只里面都剩着半锅汤，何甘正把第四锅的料往锅里码。何海愣了一下：“甘叔，您这是——”
“你洋侄要回来了。”何甘头也不抬，“他在美国坐了八年牢，肯定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你洋侄小时候最爱喝我娘炖的花胶鸡汤，我娘走了以后就是我炖。头三锅没炖好，这锅应该差不多。”何海没再说什么，只是挽起袖子帮他洗了一把枸杞，放在灶台边上。
何心从北京回来了。她本来该在学校做毕业论文——她今年夏天就要从北大物理系毕业，导师催了好几次让她交初稿——但她听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后，跟导师请了三天假，坐了三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从北京赶回广州。她到家的时候正是傍晚，雨刚停，桂花树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她把行李往自己房间一扔就跑到了后院。何成局睁开眼睛看着她。何心跑得气喘吁吁，蹲在何成局面前，握住曾祖父的手说：“米宁姐给我打了电话，她说公报里有提到双方同意为发展两国关系交换留学生、推进贸易——这些虽然不直接涉及洋叔的案子，但意味着门开了一条缝。”
何成局低头看着何心的手。这双手小时候捏香泥，后来在北大做实验、写论文、在酒泉实习时摸过卫星的零件，现在已经不是当年那双沾满香灰的小手了，手指修长有力，骨节分明，是何安一脉练武的手。二十二岁的何心，练体境巅峰的修为已经稳固下来，通感体质让她对周围的一切都格外敏锐。她握着何成局的手，能感觉到曾祖父体内的天人境真气运转得比平时慢了一点点——不是衰弱，而是一种刻意的压制，像是暴风雨前压得极低的云层。
“心儿，”何成局说，“你米宁姐还说了什么？”
“她说公报发表之后，双方会在上海继续谈具体事项。她争取到了一个名额，会跟团去上海。她还说——”何心的声音低了一点，“洋叔的事，美方在会谈中主动提了一句，说愿意就‘个案’进行双边磋商。主动提的。”
何成局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一下。主动提的。这三个字比“未拒绝”又进了一步。美国人不会无缘无故主动提，他们在试探，试探中国愿意用什么筹码来换。也许是因为公报的框架已经搭好，也许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关着一个早已失去情报价值的人得不偿失，也许只是某种政治姿态。但不管原因是什么，何洋的事从“列入议程”变成了“主动提及”，这意味着转机可能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
二月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何米宁从上海打来电话。老宅的电话装在正堂旁边的小厢房里，何国接的电话，听到何米宁的声音就立刻让人去叫何成局。何成局接起电话时，何米宁的声音压得很低，但语速比平时快了将近一倍。她说公报发表后的双边磋商中，美方同意就一批“人道主义个案”进行优先处理，何洋的名字在首批名单里。她说“在名单里”这四个字时，声音终于控制不住地发颤了。她深吸了一口气，说自己马上要去开下一个会，晚点再打回来。
何成局挂掉电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何国站在门口，看到祖父脸上有一种他很多年没见过的表情——不是笑，是一种很深的、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