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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东关，鸡市拐，十一月下旬。
这条巷子窄得两人并肩走都得侧身，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墙根底下长着青苔，头顶上晾着住户的裤褂和尿布，滴滴答答往下滴水。
巷子中段有一间不起眼的铺面，门板上用白漆写着“陈记杂货”，卖些针头线脑、草纸洋火、粗盐酱油。
掌柜的叫陈明远，三十五岁，瘦高个，戴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见人三分笑，在东关住了快三年了。
街坊们都说陈掌柜人不错，谁家短个盐缺个醋，赊账也行，从不催讨。小孩来买糖，他有时还多饶一颗。
没人知道陈明远以前是干什么的。
陈明远是河南洛阳人，家里原先开着个绸缎庄，日子过得殷实。
那年洛阳沦陷，日本人来了，绸缎庄被日军征了，他爹不肯交房契，被日本兵打了一顿，回来没几天就咽了气。
陈明远那时候二十出头，一腔血涌上来，跑去投了国民党在洛阳附近的一支游击队，给队长当文书。
干了两年，游击队被日军打散了，他跑回洛阳，又跟了国民党县党部一个姓程的干事，在城里做情报——说白了就是盯着城里日伪人员的动向，隔三差五往城外递消息。
后面国际形势变了日本人投降，陈明远以为能消停了，没想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又继续打了起来。
程干事摇身一变成了“中统豫西站”的负责人，把陈明远安插在西安，让他长期潜伏，“等上头指令”。
程干事给了他两根金条、一本假良民证和一句交代：“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做点小买卖，跟谁都别深交。等着。仗打完了，上头自然会有人来找你。”
陈明远在西安一潜伏就是三年多。头一年他还盼着上头的指令，隔几个月去一趟约定好的茶馆，坐一下午，没人来接头。
第二年他听说程干事在河南被解放军抓了，中统豫西站整个被端了，心凉了半截。
第三年，他不再去茶馆了，也不再看报纸上“国军大捷”的标题了——因为西安城里的国军早跑光了，东大的队伍进了城，街面上锣鼓喧天，老百姓扭着秧歌迎解放军，他站在人群后头看着，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他也不是没想过跑。那年冬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机关往南撤，他收拾了个包袱，走到火车站，看见站台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当兵的、当官的、太太小姐、商号老板，一个个面如死灰，行李挤丢了不敢回头找，孩子哭了捂嘴不让出声。
他站了半个钟头，看着火车一列一列往南开，最后把包袱又拎回来了。
跑到哪儿去？全国都快红了，跑哪儿都一样。
这几年他在东关卖杂货，每天开门关门，进货卖货，跟街坊闲聊，日子过得平平静静。但平静是面上的。
夜里关了门，他一个人坐在后屋，有时候把当年程干事给他的那两根金条摸出来看看——没敢花，一直藏在床板底下。
金条用油纸包着，包了好几层，他每次打开看一眼就包回去，心里说：再等等。等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张老三的公审大会。
那天钟楼广场上人山人海，陈明远也去了——他关了半天铺子，站在人群后头，踮着脚看台子上。他不认识张老三，但听旁边人议论，说这个张老三早年跟着维持会干过事，扒人灶台、抢人铁锅、打人致残，判了死刑。
他听着，脸上不动声色，手心里全是汗。张老三被法警架下去的时候，他看见张老三回头看了一眼台下，脸白得像纸，腿软得站不住。
那天晚上回去，陈明远一夜没睡着。
他把金条摸出来看了三回，又包回去三回。第二天早上起来，照常开门、摆货、跟街坊打招呼。但打那以后，他听见锣鼓声就心慌，看见穿制服的干部从门口路过就低头整理货架。
真正让他撑不住的，是上礼拜的事。
东关街道上开了个群众大会，街道干部站在台阶上念文件，念的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
念完了，街道干部加了一句：“有历史问题的，不管大事小事，主动来街道上登记，讲清楚了，按政策从宽处理。藏着掖着的，等我们查出来，那就不是登记的事了。”
底下人散了，陈明远回到铺子里，靠在门板上站了半天。他想起张老三被架下去的样子，想起程干事在河南被抓住的消息，想起火车站上那些面如死灰的逃难人。
他把门板一块一块上上去，关了铺子，回到后屋，蹲在床底下把那两根金条摸出来。
金条在手里沉甸甸的，黄澄澄的。他看了半天，忽然觉得这东西烫手。
他把金条搁在桌上，又拿起来，又搁下，来回好几趟。最后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抱着脑袋，闷声哭了一场。哭完了，他把金条包好揣进怀里，洗了把脸，换了件干净褂子，出门往东关街道办走。
街道办在鸡市拐巷口的一间砖房里。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头坐着三个人——街道主任老赵，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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