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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三的交代材料写了整整七页。
他的字迹显得有些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涂改得看不清原字，但每一条每一款都写得具体：哪年哪月、在什么地方、跟着谁、干了什么事、受害人是谁。
写完之后，周同志和吴同志把材料带回县上，跟孙耀祖的口供逐条对了一遍，又派人到刘家堡、东关、临潼去找受害人核实。
刘老栓已经死了，他婆姨还在。
工作队找上门的时候，老太太一开始不敢说，后来听说张老三已经被抓了，才把当年的事一五一十倒了出来——灶台被扒那天，她拦着不让，张老三推了她一把，她摔在门槛上磕掉两颗牙，满嘴是血，张老三看都没看一眼，带着人把灶台扒了就走。
她后来去县里告过，但根本没人理她，反被当时西安城的维持会罚了两块大洋的“诬告费”。
老太太说着说着哭起来，从柜子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头包着那两颗掉下来的牙，牙根都黑了。
“同志，你们看看，这就是他们干的事。”
周同志把牙包好，记了笔录，让老太太按了手印。
东关王寡妇的事更好查。
那口铁锅被张老三端走之后，她家断了炊，邻居看她可怜，借了口破锅给她用。
铁锅后来被张老三卖了废铁，得了两毛钱。
王寡妇去年死了，但她儿子还在，在西安城东关拉洋车，听说张老三被抓了，主动跑到县上来作证：
“那口锅是我娘攒了半年鸡蛋钱买的。他端走的时候我娘跪在地上求他，他踹了我娘一脚。”
临潼那个被打瘸的保长姓孙，叫孙茂林，腿瘸了之后干不了重活，在临潼街上摆了个烟摊。
工作队找到他的时候，他起先不信：
“你们真能办他？当年维持会的人可横了，告到县里也没人管。”
周同志把张老三的交代材料给他看了，孙茂林看了两遍，把烟摊一收：“我跟你们去西安。我这条腿就是证据。”
核实工作搞了一个多月。到十一月初，案子基本查清：
张老三跟着孙耀祖从1939年到1946年，在西安、临潼、咸阳一带替日伪维持会收粮收款，经手的粮款折合大洋约两千余块，直接参与欺压百姓、强征强抢的事十七起，受害人二十余人，其中三人被打伤致残。
孙耀祖是主犯，张老三是从犯，另外还有几个跟着干事的，有的跑了，有的已经病死，剩下三个被一并抓了。
案子报到边区高等法院，法院决定在西安公开审判。
时间定在十一月中旬，地点在西安城中心的钟楼广场——当年维持会在那儿设过收粮点，老百姓在那儿交过粮、挨过打，选这个地方审，是有讲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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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日，西安钟楼广场。
天阴着，没下雨，但风刮得紧。
广场四周站满了人——有西安城里的居民，有从郊区赶来的农民，有从临潼、咸阳来的受害人亲属，还有附近几个学校的学生，被老师带着来“旁听受教育”。
广场中间搭了个台子，台前挂一条横幅：
“西安市各界公审汉奸恶霸张德贵等案大会”。
台子上摆了三张桌子，坐着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旁边是公诉人席和辩护人席——辩护人是法院指派的，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律师，姓沈。
张老三被两个法警带上台的时候，底下人群骚动起来。
他穿了件灰布囚服，头发剃短了，人瘦了一圈，走路有点瘸——听说在押期间病了一场，拉肚子拉了几天。
他低着头站在被告席后面，两只手攥着栏杆，不敢看台下。
第一个上台作证的是刘老栓的婆姨。老太太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被孙子扶着走上台。她站在台上，手抖着从怀里掏出那个小布包，打开，把两颗黑牙倒在桌上。
“审判长同志，这是张老三当年推我磕掉的牙。他扒我家灶台，就因为我当家的交不上粮。
我当家的那年冬天就病死了，没熬过去。”
老太太说到这儿哭起来，台下有人喊“枪毙他”。
审判长敲了敲桌子：
“安静。一个一个说。”
第二个是王寡妇的儿子，拉洋车的。他站在台上，嗓门大：
“审判长，他端走我家铁锅那天，我娘跪在地上求他，他踹了我娘一脚。
我娘去年死了，临死还念叨那口锅。那口锅是我娘攒了半年鸡蛋钱买的。”
第三个是孙茂林，瘸着腿走上台，把裤腿卷起来，露出一条萎缩变形的腿。
“这是1945年夏天打的。他们把我绑在树上，拿扁担抽，抽完了扔在路边，我爬了半夜才爬回家。
腿没接好，瘸了。我这辈子就毁在这条腿上了。”
他抬起头看着张老三，
“张老三，你还认得我不？”
张老三低着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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