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名单上：一个是周明远，被写在脚注87里，他的身体自主感数据是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的事实基础，但他在法律上不是起草人。一个是张薇，被写在玛丽亚钢笔下的那行还没干透的字迹里，她的“镜像“不是公约正文的引用材料，但她在玛丽亚的伦理判断系统里放进了一个不可逆的疑问。
台灯的灯泡在这时闪了一下。不是坏了，是电压在寒露夜的外温下被电网调了一微调。闪的那一下，灯罩上的铜温短暂降了不到半度，玛丽亚的拇指感觉到了。冷的感觉从拇指指腹传到岛叶，和她在那一刻的某一层不易察觉的心绪用了同一条通路。她闭上眼睛，把手从灯罩上收回。把活页夹合上。把书房灯关了。窗外布鲁塞尔的夜空没有星星，不是因为云厚，是因为城市的地面光照亮了空气中的水汽，把星光散射成了整片均匀的浅灰色。浅灰是寒露的颜色。不是没有光，是光太散了，分不出哪一颗是哪一颗。
第二天上午九点。欧盟总部大楼，国际神经权利公约第二次缔约国大会。第三议程：非缔约国公民证词。
会议室不大，不是联合国大会堂那种环形大剧场，是理事会标准的矩形会议室，约能容纳一百多人。窗户在左侧墙的高处，只能看见天，看不见地。天色是灰的，和昨天一样。室内灯是暖调的日光模拟灯，色温约四千开尔文，刚好是秋分正午太阳的色温。但窗外没有太阳。灯模拟了已经不存在的光。
周明远被安排在第三议程的第二位证人席。证人席不是法庭证人席，是一个比代表席更靠近**台的长条桌，桌上有麦克风，麦克风的底座是固定在桌面上的，不能移动。他坐下试了一次麦克风的高度，发现麦克风弯管的角度不适合他的坐高。他用食指轻轻压了一下弯管的根部，把金属管掰弯了不到三度。不是暴力，是金属弯管的塑性变形阈值刚好在成年人单手食指压力的范围内。三度就够了。他试了一下，嘴到麦克风的距离从太远变成了刚好。刚好是他在树洞前测了三个季度的土壤水势后学会的一种距离感：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是信号刚好能被对面收到的那个点。
玛丽亚坐在代表席的第二排。她没有穿正装，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开衫，袖口的线缝有一处脱了半厘米的线。她自己缝过，缝得不整齐，线迹是歪的。她没有在周明远坐下的时候看他。她在看自己桌面上摊开的那本笔记本。笔记本上写的是她在昨晚张薇论文中圈出的十一个句子。
会议**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代表，六十几岁，头发全白。他用英语介绍了周明远的身份：公约第二十一条补充条款脚注87中被引用的个案主体。他的证词不属于任何政府和机构。他今天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会场里有两种译员：法语同传和手语翻译。手语翻译站在**台右侧，手势的幅度在当前议程下被调小了，不是缩小音量，是缩小了手势占用的空间——因为周明远的发言稿中没有任何需要大幅度动作才能表达的概念。他说的都是小的东西：一个动作、一幅画、一片叶子的蜡质裂缝、一根菌丝的直径。
周明远站起来。不是推椅子起身的那种站，是双手按在桌面，先把身体重心从坐骨换到脚掌，然后慢慢把膝盖伸直。他的膝盖在比利时的湿度和北京不同，义体膝关节的液压阻尼在湿冷空气中黏度变大了零点几个厘泊，直立的初期有一瞬的不顺。不是痛，是迟。迟不是故障，是设备在不同气候中的正常表现。他等这一瞬过去了，然后对着麦克风说了一句用汉语开场的话。他自己翻译成了他能说出口的英语，然后法语同传补了后半句。
“我今天在这里说的不是一份研究报告。我没有数据。我有的只是三个东西：一条腿的十三年、一个孩子六岁到快十二岁的十七幅画、和一个树洞前两棵树共用一个夏天极限高温的蒸腾记录。“
他说的没有译成数据。翻译席上法语同传把“蒸腾记录“译成了“transpiration log“。手语翻译把“蒸腾“用手势表达成了水汽从叶面升起的曲线运动。手语里没有“transpiration“这个词，她用了一个组合手势：手指从掌心往上升，然后散开，表示水离开叶片表面扩散到空气里。散开的那个动作在速度上有一种缓慢的均匀性，不是翻译的准确性带来的，是水汽从叶面蒸腾本身的物理速度：每秒几微克的分子扩散，慢到人手可以在空气中描出它走的每一程。手语没有“蒸腾“这个词，但手语捕捉了蒸腾的本体感觉。
他开始发言。三段，每段用一句他在秋分晚上确定不能再减的话开头。
第一段：他的腿。
“我在术后第一周的病历上写了这样一句话：膝盖以下像是隔着一层厚袜子。厚袜子不是一个医学诊断。但它是全部诊断的起点。如果一个人感觉不到自己的腿是自己的，他不会被任何一种效能评估记录为'退步'。因为效能评估不测量'感觉不属于自己'。它测量速度、精度、产出。一个人可以站在系统里，跑得很快，但感觉腿不是自己的。这叫高绩效低自主。它不在任何一个评估量表里，但它是每一个排异期的人最核心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