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全委会第一次正式过会。“
第二份：方涵数据组刚刚完成的“非注册人口退出权知晓率“首次摸底数据。数据不是精确的统计，因为调查对象在定义上不在任何行政记录中。方涵用了互助会的档案作为抽样框，委托陈岚通过互助会关系网发放了一百份纸质问卷。问卷填写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被调查者希望避免的数据化事件。方涵在数据分析的结尾写了由他本人会签的一句话：“本调查受制于一个自我否定的方**困境：调查对象不愿被数据化，因此无法通过数据化的方法进行调查。所获数据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数据缺口本身可以被视为结论：被记录本身就是一种被调查者意图规避的风险。这句话不计入正式报告，仅在本文件的技术说明中以脚注形式出现。“
第三份：布鲁塞尔传来的周明远发言全文。英文逐字记录由玛丽亚·冯的助手整理，中文翻译是中枢内部一位翻译员完成的——不是他分内的工作，他自述他在下班后用了整个晚上逐句翻，翻到一半发现无法做到公正中立，因为有些句子的重量在从英语译回汉语（他注意到汉语是源语言，英语是第一次翻译——周明远在心里用汉语想的句子，说出来的是英语，现场被录音的是英语，现在他要把它译回最初没有发声的汉语）的过程里，他不可控制地被原方向牵引。每一个被译回去的汉字都会比他从未听到源汉语而只做英语翻译时多出一层压力：他知道他译的方向是反的。反的翻译是一个走回去的过程。走回去的路和走过来的路是同一段。他在翻译末尾加了一个译注：“翻译无法完全返回原文。翻译只能翻译。这份翻译试图走到了它不能走得更远的地方，然后停下来了。以下每一个字都是被找回去的。没有被找回去的部分留在了英语里。英语里的部分请另译。“
第四份：一份从布鲁塞尔发回但不通过正式渠道传输的微信截图。截图是手机拍的，拍摄对象是会场走廊的咖啡机区域。画面里几个人站在不同位置：左侧是周明远手里端着一杯水。右侧是合众国观察员手里端着一杯不冒气的浓缩咖啡，不锈钢小勺放在碟子上。两个人的距离是两台咖啡机的宽度。画面中间没有人。中间是光影和地砖。拍照的人不是记者。拍照的人是会场的一名本地工作人员，他拍这张照片不是因为场景有新闻价值，是他路过走廊时被“两个人隔着一台咖啡机同时沉默“这个构图的密度吸引。密度不是物质的密度，是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里不交流但各自存在的视觉密度。他在发图时附了一行字，用的是法语：“Je ne sais pas ce qu'ils ne se disent pas, mais je sais qu'ils ne se disent pas quelque chose.“（我不知道他们没说的是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不说些什么。）
赵豫章用镇尺从左往右移动了一次。镇尺是黄铜做的，底面的面积刚好能同时压住两份A4纸。他把镇尺从最左边的备忘录移到了正中间——备忘录和发言全文之间的接缝处——停住了。两份材料的厚度不一样，备忘录薄，发言全文厚。镇尺压在厚薄交界处有一小段悬空，悬空的空气间隙约零点几毫米。零点几毫米不是误差，是一个厚度差。厚度差是两类报告在物理维度上的差异：一类从数据和法理中来（并轨备忘录），一类从个人经验和神经纤维中来（发言全文）。两类报告放在同一张桌面上被同一根镇尺同时压住，压不齐。但压住了。被压住的不齐是被承认的差异。他打开笔记本，在新的黄纸上写道：
“周明远的发言不是一场演讲，是一份报告。报告的意义在于它把一个已经存在但尚未被命名的事实第一次放进了正式议程。报告不创造任何新东西，它只是让缺口从'私人的痛'变成'被确认的缺'。确认缺的存在不需要填补缺。它只需要被写下来，被备案，被归档在某一个将来可以被人引用、被人检索、被人修订的编号下面。报告是起点的第一次正式登记。
今天有四份报告同时抵达。秦铭的并轨备忘录是第一份——让已经完成的三路工作（技术审计、互助会档案、法理草案）正式合流。周明远的布鲁塞尔发言是第二份——让一个个人十三年的排异日志、一个孩子的十七幅画和两棵树的数据第一次变成国际法上的引用材料。方涵的知晓率摸底是第三份——它没有给出数据，它给出了一个方**的边界：有些人不愿被数据化，因此无法通过数据化方法被了解。这个边界不是失败，是对数据化本身的限度自觉。那个人的弟弟在镇上开三轮，他问的'暂不是多久'是第四份报告。它最短，但它是最早的一份：在所有报告被写成报告之前，已经有人用一句没有术语的话向整个制度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终局追问本身：我们能不能发明一种不需要先把人变成数据才能保护人的制度。
第四份报告没有编号。它装在一个文件夹里，文件夹上写着'与期限无关'。不是不需要期限。是它来自一个方向，这个方向的长度不由期限定义。方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