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比'的过程透明。看不见的竞争比看得见的积分更可怕。“
反对者在这条评论的转发区写道：“你女儿问你的问题——'如果我不和同学比，那我该和谁比'——不是飞升积分能回答的。它只是把这个问题做成了所有人必须无限次回答的每日测试。你女儿小学就已经活在这个测试里了——你以为你签的是效能认证的同意书，你签的是让她继续问自己的同意书。“
两种声浪之间的对话——如果说它还能被称为对话的话——在谷雨后的几天内持续撕裂。赞同者说反对者是“酸葡萄“——自己不够努力，就不让别人被看见。反对者说赞同者是“被系统包养的麻木人“——在排行榜前列坐着，误以为排行榜就是世界地图。每一种立场都在对方的愤怒中更坚定地确认了自己的正确。
林知行在谷雨后第三天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内部沟通。参与者只有赵豫章、秦铭和工信部的两位副部长——孟正则不在场，因为林知行坚持要在与工信部正式对话之前，先在更小的范围内统一立场。
赵豫章的回应平静而克制。他说中枢决议会的表决程序合规，表决结果有效，林知行投了反对票——这本身即是他履行职责的全部法定方式。他作为议长不能推翻合规表决。但他用了措辞上的一个微妙的调整——“合规表决“和“撤回表决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中枢决议会，后者不属于。“他说这句话时，用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只一下，和他在谷雨表决结束时用指关节敲的那一下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把手收回桌面边缘，手指平放。
林知行听完这句话之后，把杯子拿起来，放稳。放稳之后他没有喝——他只是确认杯子放稳了。然后他说：“撤销撤回提议。表决合规——撤回不是在保护制度，是在伤害制度。但不能撤回不代表不做别的。“他转向秦铭，问法工委能否在飞升积分制试点方案正式出台之前完成一份关于“效能数据公共可见性与公民人格尊严权之间平衡“的立法预研报告——不是用来阻止试点，是用来在试点出现偏差时有现成的立法依据可以介入。
秦铭说可能需要几周——取决于预研报告需要覆盖的数据隐私条款、人格权条款、以及赋分制现有框架与飞升积分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如果时间紧张，他可以先出一份框架性建议，完整的立法预研在后续补上。林知行说可以。
会议结束后，赵豫章单独把秦铭留了一会儿。他说法工委的预研报告不要只是在法理上论证“人格权“——要具体。要具体到一个人站在效能评分公开栏前面，看到自己的名字、自己和周围人的差距——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是数据差异，是人格上的被贬低。法律在那一刻要保护的是什么。秦铭说他在急救中心做志愿者时接过一个病例——一个务工人员因为用工单位公布全员效能排名、排在最末位被同事喊了几个月外号后服了大剂量安眠药。洗胃后他在急救床上用手遮挡眼睛不让护士看到他哭。秦铭说没有人因为这件事起诉——因为用工单位没有违反任何现行法律。他问赵豫章，如果需要他以此为案例写进立法预研报告的建议部分，他需要当时那些医护记录的解封授权。赵豫章没有回答。窗外立夏将至的阳光正穿过长安街上的梧桐树叶，在地毯上投出被树叶边缘剪成碎块的光斑。
飞升积分制的全国性后果不是以官方发布的形式推出的——工信部正式试点方案要到立夏后才会公布——但后果不需要等待正式方案。过去一年里积累的所有安全事件和所有关于“赋能vs公平“的社会分裂，在飞升积分这个词语被释放到空气中的那一刻起，就在各自的裂缝里开始了定向生长。
谷雨后第四天，韩国的一家科技媒体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独立核实了合众国飞升积分制方向性表决的部分细节，并附加了国际情报报告中关于动态船坞和脑控终端的最新进展的摘述。报道的标题直截了当——《追赶游戏升级：合众国以“效能可见度“回应多国技术进步》。报道指出，合众国的飞升积分制在逻辑上与周边多个国家的“国民效能提升计划“存在结构性的相似——都是通过将神经效能数据与公民社会承认挂钩来推动神经接口在社会层面的系统化普及。不同的是，其他几个东亚国家的类似制度更多依赖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推动，而合众国的飞升积分制在形式上选择了“自愿不强制的“路径。这家韩国媒体最后评论道——“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看，'不强制的'这一表述在历史语境中往往意味着两件事：在制度设计上是真实的，在个体感知上也是真实的——但两者真实的方向相反。“
这篇报道被翻译成合众国的官方语言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反对者引用它来证明飞升积分制是在“模仿那些搞强制的国家“；赞同者引用它来证明“连国际媒体都承认追赶是客观需求“；中立者则在评论区写了一个问句——没有支持任何一边——“有人注意到这篇报道引用了郭镇在谷雨会议上提交的情报数据吗——那些数据是绝密的。谁把它们透露给了国际媒体。“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