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体时代

    立夏。夏季第一天。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问，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回应。万物至此皆长大——包括在谷雨中播下的种子，无论有毒还是无毒。

    飞升积分制的官方简讯在谷雨发布的当天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那条措辞极其克制的通稿——“将在赋分制现有框架内适当强化效能数据的公共可见性“——和所有中枢决议会之后发布的政策简讯一样，被大多数刷手机的人在拇指滑动中略过了。但仅仅一天之后，几家科技媒体通过各自的消息渠道，拿到了远比官方简讯更具体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来自官方泄露——是来自那些参与了联合工作组前期技术咨询的企业和高校，每一个参与方都被要求签了保密协议，但在“飞升积分“这四个字被写入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份课程改革内部讨论纪要并被截图传出之后，保密协议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信息碎片在谷雨后的几天内被各路人马逐片拼凑，拼出来的图景逐渐清晰：中枢决议会已通过方向性表决，工信部将牵头在部分企业和高校开展效能认证积分试点。试点不是强制参与——但参与试点的企业将在政府采购、科研项目申报、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获得优先权。企业是否将效能积分与内部晋升、薪酬、岗位分配挂钩，由企业自主决定——工信部不强制要求挂钩，但也不禁止。用一位科技媒体评论员的话来说，这等于把炸药包放在房间里然后告诉所有人“窗户是开着的“——没人用手按着你的头去闻炸药味，但炸药就在那里。

    社交媒体上的反应在谷雨后几十个小时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分化不是温和的争议——是两种声浪的正面撞击。

    反对者的声音集中在几个核心论坛和社交账号上。他们的论点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是那些被此前安全事件——惊蛰病毒、后门监视模块、义体风湿——反复击穿的信任残余：“我们连基本的神经数据安全都保不住，现在要把每个人的效能打成分数公开挂出来——让那些卖安全产品的公司用广告语收割完之后再把数据卖一遍？“

    第二层涉及更为直接的身份焦虑。一个匿名账号写的一篇长帖在谷雨后次日被广泛转发，标题是《我不是效能分——我是人》。帖子里列举了他植入神经接口后的完整经历——术后排异反应被公司HR以“效能未稳定“为由排除在升职名单之外，后来排异期结束，效能数据恢复到平均水平，但“排异期那两年的低谷被永久保留在后台数据库里“。帖子的最后一段写道：“现在你们要搞飞升积分——不强制的。但企业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将积分与晋升挂钩。我问过了——我们公司HR说'目前没有这个计划'。'目前'。你们知道'目前'是什么意思吗？它和那些说'目前不需要担心'的安全公司在病毒爆发时说的'目前暂未发现感染'是同一个词。“

    第三层来自学术界。几十位长期从事神经科学研究的高校学者联名发布了一封公开信，不是反对积分制本身，而是质疑将“效能“作为一个单一维度进行量化评分在神经科学上的合法性。公开信的措辞极其谨慎——显然经过了反复推敲，每一段都标注了引用的文献和实验局限性。公开信的核心论点用一句话概括：目前没有任何科学文献证明，在活人日常生活的复杂环境中，单一的效能分数可以跨个体、跨任务、跨时间地进行可靠测量。公开信特别指出，“如果飞升积分制依赖的效能评估方法尚未经过独立的、公开的、可复现的多中心验证，那么它被标榜为'科学'只是套用科学的外衣来实现政治意愿。“

    赞同者的声音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群。从数量上看，赞同者远远多于反对者。

    这不是推测——谷雨后的一个大型门户网站发布了一项用户自愿参与的非科学投票，尽管样本代表性存疑，但票数比令参与讨论的不少人感到意外：超过六成参与者选择“支持效能评分更加可见“。评论区里最高赞的几个回答不是来自企业高管或科技从业者，而是来自普通上班族、应届毕业生、以及在效能排行榜上已经排在前列的植入者。

    “我每天带义体脑加班到深夜十一点——我做到了，我的效能数据明摆在那儿——凭什么不公开？公开成绩是对努力的人最基本的尊重。“这条评论的点赞量和点踩量同时破万。

    “我去年考研——没走后门，没找关系，凭自己脑力考上的。我支持飞升积分。至少分数不会说谎——它比我大学里那些靠关系保研的同学更诚实。“这条评论被截成图片在很多社交平台疯传，评论区里赞同者与反对者互相拉黑。

    一位中年女性用户的评论在几小时内被转发了数万次——她自己没有植入，她的女儿有。她写道：“我女儿今年中考。她小学六年级就植入了——不是我们逼的，是她自己要求的。她说班上好几个同学都有，就她没有。我说你不需要和同学比，但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妈妈，如果我不和同学比，那我该和谁比？'我答不出来。现在我支持飞升积分——不是因为它科学，是因为它至少让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