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份草案与中枢在赋分制和条例框架下长期坚持的伦理立场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都强调知情同意的完整性、都要求在制度层面保护个体不受非自愿的技术干预。但需要指出的是：草案目前还停留在'建议'阶段——从'建议'到'要求'、从'学术自律'到'制度约束'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科院将密切关注国际数学界对这份草案的后续讨论，并建议教育部在赋分制的学术研究豁免条款中参考草案的核心原则，为合众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合作中提供制度性的伦理参考框架。“
他将简报刊入内部系统，然后把草案的打印件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列着草案起草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名单不长，只有十几个人，但覆盖了大半个地球。宋怀之用铅笔在这份名单上画了一个极小的圈——把所有人名都圈在里面，然后在圈旁边写了一行小字：“这就是开始。不是约束，不是判决，就是开始。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同一天上午，韩世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通过外交部的国际学术动态简报读到了这份草案的全文和宋怀之的批语。他把草案中第一条那行字——“尽可能明确地标注技术路径、数据来源和被试知情同意状况“——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拉开抽屉拿出他之前收到的那份千禧难题被解出的内部简报。简报中摘录了几位国际数学家的公开反应——有人称赞这是“人类智慧的里程碑“，有人追问“这里的'人类'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把这两份文件并排放在桌上——一份是问题，一份是回应。问题被提出时离现在只有几个月，回应也是几个月。这个速度在国际学术标准的演变史上是极其罕见的——通常，学术伦理准则的演进是以年甚至十年为单位的。
他拿起钢笔，在简报的页边空白处写道：“从'问题'到'草案'，间隔不到数月。这不是因为国际数学界突然变得高效——是因为千禧难题被解出的方式让所有人同时感到不安。这种不安不是对数学本身的怀疑，是对通向真理的途径中那些被封装的灰色地带的不确定。草案不是解决——是开始面对。从'有始'到'有终'还有很长的路，但'有始'本身已经是这一步的天花板。“
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把钢笔帽旋回去，靠在椅背上。窗外长安街上清明前的阳光已经带上了春天特有的温暖，梧桐树新发的嫩叶在微风中轻轻翻动。他想起多年前他在赋分制公告草稿上写下第一行字时，也是这样一个春天——窗外也是梧桐树新发的叶子，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现在另一个领域的第一行字被写下了——不是他写的，是另一群人在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写的。
清明前一天，京城里的气氛已经开始染上了清明特有那种肃穆而温暖的气息。街边的花店里摆出了成捆的菊花——白色的、黄色的，用旧报纸包着，堆在人行道边上。有些花束里夹着几枝翠绿的蕨叶，作为一种朴素而克制的点缀。长安街两侧的银杏树下，偶尔能看到有人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地上画圈——那是北方清明祭扫的一种古习惯，在地上画一个圈，往圈里烧纸钱，圆圈是给逝者的地址，圈外的风吹不走给他们的东西。
周雨从学校回来时带回了一篇语文老师布置的清明作文。题目是“清明“。老师说可以写扫墓、写踏青、写给已经不在的人、写给刚刚从泥土里冒出来的新芽。周雨把作文本摊在茶几上，咬着铅笔尾，想了很久很久。
她最后写道：
“清明是给走了的人过的。老师说的。但我不知道走了的人去了哪里。我外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走了。妈妈说外公是数学老师，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写在一本习题集的最后一页——'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我听不太懂这句话，但妈妈说她也是花了很久才慢慢懂的。妈妈说外公的虫洞——他被虫子咬掉的'计'字左边的言字旁——还在那本书里待着。妈妈每年清明都把那本书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看那个虫洞有没有变大。虫洞从来没有变大。它只是在纸页边缘安静地待着——像一个永远张开的嘴，在说一个永远说不完的字。
今年清明，我想画一幅关于根的画。不是小风地上面的部分——叶子长多大了、果实结了多少、枝条探出来多长——是它埋在土里的根系。清明扫墓的时候我们往下看——看墓碑、看泥土、看那些埋在地下的东西。树的根也在地下。小风的根和银杏的根在地下深处交错。它们的叶子在上面共享阳光，根在下面共享泥土。分辨不出哪一条根来自银杏，哪一条来自小风——在它们最深的地方，根缠着根，各自在各自的缝隙里往下扎。
但泥土里不只有活着的根。还有已经死掉的根——那些比银杏更老的树，它们的根在泥土里腐烂了，变成了土的一部分。新的根从腐烂的旧根中间穿过去的时候能尝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