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在国际法层面预留制度空间。雷雨还在远处，但天边已经可以看到隐隐的闪电了。
六月，小满刚过，长安街两侧的梧桐树已经浓密到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韩世清和方涵开完部际协调会的后续跟进会议，从法工委的会议室里走出来。方涵今天在会上独立完成了一次关于赋分制季度评估数据与法定化草案核心条款的对照陈述——她用赋分制运行期间积累的季度数据逐条论证了法定化草案中每一条核心条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回应科技部关于学术研究豁免条款的追问时，她直接引用了宋怀之团队最新的青少年神经发育随访数据。韩世清在整个陈述过程中没有开口，只是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和之前无数次部际协调会时一模一样。
会议结束后，韩世清说我陪你走一段。方涵把文件袋夹在腋下，和他并肩走出大楼。长安街上的阳光被梧桐叶筛成无数细碎的光斑，落在人行道上，像是一幅被反复修改的金色拼图。两人沿着人行道慢慢走着，梧桐树的新叶在头顶沙沙作响。从法工委到教育部这段路，韩世清走了大半辈子。以前他每次走过这条路时脑子里都在想下一场会议、下一份文件、下一个需要说服的人。今天他什么都没有想，只是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人行道上，方涵的影子和他的影子在光斑间交错移动。
他忽然开口，说他年轻的时候以为权力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坐在会议室里，在所有方案中选最好的那一个。后来他做了赋分制，经历了第一次部际协调会上工信部的反对、联合会议上孟正则的“技术保守主义”批评、自己住院期间的被迫放手，才渐渐明白权力不是做出正确的决定——是把做正确决定的机会交给对的人，然后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做出比自己更好的决定。他说这句话时语气很平淡，不像在传授经验，更像在陈述一个他自己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的事实。
方涵沉默了一会儿。长安街上有一辆洒水车从远处慢慢开过来，水雾在阳光下形成一道极淡的彩虹，转瞬就消散了。她说她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上次独立部际协调时，孙正提到千禧难题和最新军事情报后她愣了一下，虽然用准备好的数据接上了对方的提问，但那个瞬间确实意识到自己在应对更广阔的战略框架时还有不足。韩世清说你会学会的——就像他在她这个年纪也什么都不会，第一次在部际协调会上发言时声音发抖，会后在厕所里吐了。方涵偏过头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韩世清说那是真事，不是在安慰她——那时候他刚从中科院调来教育部，第一次代表教育部参加跨部委协调会，面对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的层层质疑，回来之后在洗手间里吐了很久。后来他慢慢学会了怎么不被压力压垮、怎么在别人打断你时保持节奏、怎么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时候继续走。如果他能学会，她也一定能。方涵没有回答，但她的脚步比之前更稳了一些。
韩世清停下脚步，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左边口袋——夫人早上放进去的那一小包纸巾还在，纸巾下面是他带了多年的那瓶速效救心丸。他把药瓶拿出来，放在方涵手心里。棕色的玻璃瓶身，白色的塑料瓶盖，标签边缘被反复摩擦得有些发毛，上面印着药品名称，字迹已微微褪色。他说这个你帮我保管。
方涵低头看着手掌里那个小瓶子，手指微微收紧，又松开。她说她不能用——这是他的药。韩世清说这不是送给她吃的，是让她帮他在季度评估会上保管。以后他可能还会在关键时刻需要它——在某个漫长会议的尾声，在又一次被孟正则挑战之后，在心脏开始发出不规律的跳动时。但他希望那时候他自己不需要动手去拿。他希望有一个人能在桌子对面看着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把瓶盖拧开，把药粒倒出来，托在手心里递给他。
方涵低下头，手指在瓶身上轻轻抚过。她想起上次在中枢紧急扩大会议上，韩世清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这瓶药递给林知行时的动作——那么快，那么稳。那时候他还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默默观察所有人的发言，然后在最需要的那一刻做了全场唯一正确的事。她当时以为那个动作不需要练习，现在她知道他练了很多年——在无数个凌晨含完药之后用袖口蹭嘴角的夜晚，在那些他以为自己在独自承受、其实正在为某个关键时刻积蓄能量的时刻。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药瓶握在手心里，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两人继续沿着长安街往前走。方涵的右边口袋里装着她的笔记本和笔，还有今天会上工信部最后一份反馈函的定稿。左边口袋里现在多了一个药瓶——很轻，但每一步都能感觉到它在贴着她的身体轻轻晃动。长安街上车流如织，初夏的阳光把路面晒得微微发烫。她没有说“我会努力”，没有说“您放心”，只是在经过一个路口时，把步子放慢了一点，和韩世清并肩走过斑马线。
立夏那天是周日。傍晚，周雨拉着林晚晴去楼下看小风。她背着那个书包——书包带子有一边的线头被林晚晴重新缝过，针脚不太整齐，但很结实——书包里装着今天下午刚完成的画和铅笔盒。立夏的夕阳把小风新发的对生叶照得透亮——那种绿在逆光下几乎变成半透明的翡翠色，叶脉清晰可见，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