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全协议修订建议正式提交后不久，星核科技技术伦理委员会召开了第二季度第一次常规会议。周明远作为技术侧代表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手边放着一杯白开水和一份打印好的修订建议副本。陈默坐在靠墙的列席座位上，面前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扉页上那句“以下数据来自一名被试在近两年间多次回调的长期随访记录。每个参数都对应着一段真实经历。请在引用时，记住这一点”已经被她翻得边角发毛，但她每次开会都会摊开同一页。
会议的前三个议程是常规审查——一个外部合作项目的知情同意书模板修订、两个内部测试方案的数据隐私保护措施。周明远逐项审阅，提了几条修改意见，法务部代表做了记录。到了第四个议程，他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抽出一页打印好的条款草稿，放在桌上。
“病毒事件暴露了一个之前被我们忽视的维度。伦理审查不仅要管人体试验和临床试验——还要管内部安全测试。尤其是当测试涉及生成潜在危险代码时。”他把条款草稿往桌子中央推了推，“我提议在伦理委员会审查范围中增加一条新的强制规定：任何涉及生成潜在危险代码的内部安全测试，须在完全隔离于真实网络环境之外的模拟平台上运行，模拟平台不得接入任何可连接真实神经接口网络的协议栈；测试代码须采用非持久性架构，运行结束后自动清除，不得在存储介质中保留可重新激活的副本；测试方案须经本委员会审批后方可执行。”
法务部代表把条款逐字逐句读了两遍，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潜在危险代码”？这个概念在法律上目前没有明确定义，如果定义过于宽泛，将来在执行时可能被扩展解释。周明远说他的定义是——任何能够通过神经接口标准化协议进行自我复制、并可能对用户的认知过程造成非自愿性干扰的代码，无论其设计初衷是攻击性还是防护性。他说这个定义不是从法律条文里来的，是从病毒事件中提取的。他之前和法务部讨论过措辞，最终草稿中使用了“可能对用户的认知过程造成非自愿性干扰”这一经过反复推敲的表述，避免过于宽泛的打击面。
委员会投票——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条款全票通过。陈默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了这个条款的编号和核心内容，编号前面加了一个星号，表示这是病毒事件后新增的第一条强制审查条款。她在星号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和她在安全基线文档扉页上画过的那个圈一模一样。
散会后，陈默在走廊里追上正在往电梯方向走的周明远。她手里拿着笔记本翻到最新一页，上面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在走廊的灯光下微微反光。她说她在整理调查报告附录里的交叉引用资料时，读到了一段她在之前的安全通报中没有注意到的内容。调查报告附录里引用了那个多年前在制定行业标准时提出漏洞预警、但被搁置的安全顾问的技术意见书原文。她说这个人当时在意见书里写了这样一段话：“这个漏洞不会因为被忽略而消失——它只是从纸面上转移到每一个未来用户的神经系统里。今天我们省下的是一个条款的修改时间，将来付出的代价是真实的人被劫持的记忆。”
她在电梯门口停下来，把这段话逐字逐句念给周明远听。她说这是调查报告附录里的原文引用，脚注编号很靠后，大概没几个人会翻到那一页。调查报告中也没有提到那个安全顾问的名字，只标注了意见书的提交机构和一个归档编号。
周明远站在电梯门口，手指按着开门键。走廊里的灯光把他投在灰蓝色地毯上的影子拉得很长。他说这个人比他更早看到风险——早了好多年。那时候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神经接口是什么，这个人已经在说“每一个未来用户的神经系统”。他说今年伦理委员会的工作计划里有一项是整理行业伦理案例库——把她刚才读到的那段话加进去，作为第一条。
陈默在笔记本上飞快记下。电梯门合上，楼层数字开始往下跳。周明远靠在电梯墙上，想起自己在回调期间无数次对张薇说“我不确定我还能不能回去”。那些话在当时只是被试在测试日志里的主观陈述，后来变成数据，后来变成安全基线，后来变成行业标准草案里的一条脚注。现在，一个没有被记载名字的安全顾问在多年前写下的一段没有被采纳的警告，也将被写进伦理案例库。这就是积累——不是胜利，不是终点，是一个人接着一个人，在这条越来越长的防线上各自守住自己站过的位置。
四月中旬，千禧数学难题被解出的消息正式公开。论文被上传到全球预印本平台，标题简洁得几乎像是刻意低调——“On the Solution to a Millennium Prize Problem”（《关于一道千禧年大奖难题的解法》）。作者署名是一个匿名的研究小组，摘要只有寥寥几行，说本证明“基于对特定神经增强算法的数学特征分析”，不涉及任何实验细节。论文全文超过两百页，核心证明被压缩在中间三章，逻辑链条严密得像一座用纯数学语言搭建的哥特式大教堂——每一块石头都精确地契合在相邻的石头上，每一个承重点都有对应的力线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