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注：“措辞为‘鼓励’而非‘要求’，约束力不足。后续补充材料中将重点论证从‘鼓励’升级为‘要求’的必要性。”
她也注意到了草案的保留。监督委员会的“患者家庭代表”前面加的是“鼓励”而非“要求”——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选择邀请患者家庭参与监督，也可以选择不邀请。企业公开青少年亚组数据的方式被设定为“摘要公开”而非“全文公开”——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行决定哪些数据属于“摘要”范畴，哪些不需要公开。
她把草案打印出来，用三种颜色的荧光笔逐条标注——黄色是“已采纳”，蓝色是“部分采纳”，红色是“未采纳”。标注完后她把草案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银杏叶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条在初冬的风中轻轻摇晃。她想起去年在家长会上看到的那张成绩分布图——植入和未植入两条曲线正在分开，她那时候只觉得那两条线代表的是成绩，后来才渐渐明白那是不同阶层在技术浪潮面前被推开的不同轨道。现在她手里的这份草案，正是试图把那两条被技术推开的曲线重新拉近的第一次制度化尝试。她回到电脑前，打开一份新文档，标题是《关于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补充意见》。她开始逐条写：关于将“鼓励”改为“要求”的论证；关于将“摘要公开”扩展为“全文公开”的建议；关于监督委员会表决权的明确化。每一项都附上对应的案例和数据来源——她女儿的排异日志、维权群里的家长证言、智桥科技数据库上线后首批数据的分析摘要、何春生案判决书中关于“加强跟踪监管”的原文。她决定在公示期内提交这份补充材料。
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那天晚上，苏瑾在餐桌上把草案的事告诉了她。女儿把筷子放下，认真听她说完。然后说她室友这学期选了公共政策案例分析课，期末论文想研究青少年神经接口监管政策的演变，问她能不能用她的排异数据做案例。苏瑾说可以，但要匿名。女儿说当然——她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知道那些数据是她自己的。
苏瑾看着女儿把一块鱼肉夹进碗里仔细剔刺的样子。她的手指很稳，左手握筷，右手拿勺，动作利落。苏瑾想起她第一次拿到排异评估报告的那个下午——她把报告放在膝盖上，反复用手指摩挲报告边缘，摸到纸张有些发毛，然后抬头问妈妈，什么叫“亚临床”。现在她在帮室友做政策案例分析。苏瑾说那你可以把今天卫健委的修订草案也作为素材——正好是第一手资料。女儿说她已经下载了，正在看。
奥姆尼总部在拉斯维加斯全球神经技术峰会上正式对外公布“永恒之塔”项目的那个下午，新加坡正下着热带的雷阵雨。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半个小时后太阳重新从云层后面钻出来，菩提树叶子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着极细的光。张薇坐在办公桌前，面前的屏幕上开着三个窗口——左边是奥姆尼总部发来的内部通报全文，中间是安德斯·林奎斯特几分钟前发来的加密消息，右边是玛丽亚·冯从布鲁塞尔发来的紧急邮件。
她逐行读完内部通报。奥姆尼CEO艾伦·克劳斯亲自主持了发布会。项目选址在内华达沙漠一片废弃的军事基地旧址上，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小型城镇，外围设有物理隔离和通讯管制。首批二十名志愿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入驻全封闭实验社区。项目将运行相当长时间，期间持续采集志愿者的神经映射数据。技术伦理审查由奥姆尼内部伦理委员会独立完成，未邀请任何外部观察员。克劳斯在发布会上说：“永恒之塔不是逃避现实，是通往人类未来的桥梁。”
全球舆论几乎在消息公布的瞬间就分成了两极。几家科技媒体的头条用上了“里程碑”“新纪元”等词，配图是沙漠中那座低矮的灰色建筑群，外观看起来更像一座数据中心而非人类社区。欧盟多国政府在消息公布后不久纷纷发表声明——法国的措辞最强硬，要求奥姆尼立即接受国际独立观察；德国的声明更克制但立场同样明确——长期封闭式意识映射实验在现行国际法框架中属于灰色地带，但“灰色不等于合法”；日韩政府则表态“审慎观察”。自媒体平台上，奥姆尼官方账号下的评论区堆满了两极分化的留言，有用户说“这是富人的永生游戏”，另一个用户反驳“志愿者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成年人，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
玛丽亚·冯在收到消息后立即启动了欧盟公约修订程序的紧急磋商。她在公约秘书处内部发起了一份法律意见征集，核心问题是：封闭式长期意识映射实验是否构成公约第二十一条所禁止的“未经独立伦理审查的意识映射试验”？她同时联系了多个成员国的常驻代表，争取在下次缔约国会议上将公约漏洞修订列为紧急议题。她给张薇发邮件，措辞简洁但分量很重——“张博士，我需要你提供奥姆尼内部伦理审查的实际操作流程信息。特别是内部伦理委员会的成员构成、审查标准、以及——是否有任何形式的外部透明度机制。这些信息对于判断‘内部伦理审查’是否等同于公约第二十一条所要求的‘独立伦理审查’至关重要。这不是学术讨论，这是法律程序。”
张薇几乎在同一时间收到了奥姆尼总部要求所有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