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间微微倾斜，水面纹丝不动。
孟正则看了他几秒，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他说工信部没有其他意见了，建议将竞争性例外条款纳入法定化框架的后续讨论。赵豫章用手指在笔记本封面上轻轻敲了一下，环视长桌。
“表决。赞成启动赋分制法定化程序、要求法工委在下次季度评估前完成立法调研报告和草案初稿的，请举手。”
他自己先举起右手。秦铭举手。周济桓举手。宋怀之举手。郭镇举手。方玉成举手。林知行举手。七只手依次举起，没有犹豫，没有人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韩世清没有举手——他不是中枢决议会成员，没有表决权。他只是坐在长桌左侧中间偏下的位置，看着那些举起的手，然后把面前那份季度评估报告慢慢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压了一下。
“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全票通过。”赵豫章把举起的手放下，拿起笔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然后抬头看向韩世清。“韩部长，赋分制法定化程序自即日起正式启动。你在赋分制日常执行监督中的角色，也自即日起正式移交方涵同志。中枢感谢你这些年的坚持。”
韩世清微微低下头，把报告放进文件夹，扣上封面。他的手指在文件夹的硬壳上停了一下，然后把文件放在桌上，抬起头。方涵从他身后站起来，把笔记本合上，走到长桌前面。她对着中枢决议会七名成员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说她会继续以季度为周期推进赋分制的执行与调整，确保临界阈值的动态评估机制在法定化框架中保持与运行数据同步更新。
散会后，韩世清在走廊里和方涵并肩走。走廊很长，灰蓝色的地毯吸走了大部分脚步声。两边办公室的门都关着，偶尔有一扇门缝里漏出电话铃声。韩世清走得不快，方涵配合着他的步伐，把步子放慢。
“你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临界阈值不是死的数字——是活的数据。每季度重新验证，每次验证都是在新的数据条件下重新回答同一个老问题：当前的临界阈值是否仍然有效。第二，法定化的目的是确保以后每一次重新评估都有人来做——不是把某个具体的数字锁进保险柜。保险柜里的数字总有一天会过期。活的数据不会。”
方涵说她也记住了。她想了想，又说还有一件事——韩部长上次在便签上写的那句话，她在白板上贴了很久，现在她摘下来了。她从文件夹里抽出那张发黄的便签——上面是韩世清亲手写的最后一行字：“以上工作，如不能在任内全部完成，请接任者继续推动。每一项都是划在技术与人之间的防线。不是终点，是接力棒。”她把便签放在自己笔记本的第一页，用透明胶带把边缘贴牢，然后合上笔记本。韩世清看着她的动作，把右手伸进左边的上衣口袋里——夫人早上放进去的那一小包纸巾还在，旁边是那瓶速效救心丸。他的手指在药瓶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
晚上，韩世清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窗外长安街上华灯初上，深秋的风把梧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吹落。他拉开抽屉，把速效救心丸放在桌上。这一瓶又空了一点。他把父亲的习题集从抽屉最底层翻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用手指轻轻抚过那行蓝色圆珠笔写的小字——“数学里没有真正的末位，因为总有一个解法的第一步不在统计中。”那个被虫蛀了一半的“计”字还安静地待在纸页边缘。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在他当面向中枢汇报赋分制法定化可行性时，秦铭逐一列举了多年运行积累的证据，而他在会前亲手写给秦铭的法定化可行性提纲，从临界阈值推导一直列到欧盟公约引用，现在这份提纲还压在秦铭文件夹的最上层。窗外长安街上，车流在深秋的暮色中汇成一条细长的河。他把习题集合上，放回抽屉，然后站起来关了灯。黑暗中只有长安街的路灯透过窗帘缝隙投进来一道极细的金线。
十一月中旬，苏瑾收到卫健委彭处长的正式邮件。邮件的附件是一份装订整齐的PDF文档，标题为《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排异评估标准（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文只有几行字，措辞简洁——“苏女士：感谢您在前期听证会上提供的建设性意见。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已于今日在卫健委官网公示，公示期至十二月中旬。欢迎您在公示期内提交书面补充意见。”
她把修订草案从头到尾逐条读完，用了整整一个下午。客厅里的光线从午后一直变到黄昏，她起身开了台灯。在“排异反应评估指标”部分，新增了“持续性亚临床症状评估参考条目”——包括睡眠中断频率、触觉异常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程度等。她在这条旁边用黄色荧光笔标注了“已部分采纳”，在旁边空白处写上“采纳了我建议中关于睡眠中断、触觉异常、注意力碎片化三项核心指标”。在“企业数据披露要求”部分，新增了“企业应建立青少年亚组长期随访数据库，并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随访结果”。她标注“已部分采纳”，批注：“核心要求已被纳入，但公开方式仍为‘摘要公开’而非‘全文公开’，后续建议推动更完整的数据披露。”在“患者参与”部分，草案加了“鼓励企业建立患者主观症状反馈通道”。她标注“已部分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