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兴奋，是问了一句——“指导性案例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别的家庭不用再像我一样从头打到尾了？”方览在电话那头说对，以后类似的案子可以直接引用这个案例的裁判要旨，不用再重复论证“建议行业加强监管”的必要性。何春生说那就好。
他穿了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深蓝色羽绒服——就是几年前第一次去通州区法院立案时穿的那件。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左边口袋的拉链坏了，他用一个别针把口袋口别住。这件羽绒服陪他走过了从立案到一审到二审到执行到入选指导性案例的全部路程。坐在他旁边的有最高法院研究室的负责人、几位参与过类似案件审理的资深法官、以及另一位来自医疗领域的当事人代表。发言人席上依次宣读年度指导性案例的名单和要旨，当念到“京通民初字第1127号”时，何春生听到身旁几位旁听者轻声重复了一遍案号。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腰，把放在膝盖上的双手十指交叉握紧了些。
发布会结束后，他站起来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下巴。一个年轻女记者从走廊那头快步追过来，录音笔举到他面前，问何先生您作为普通家长，觉得这个案例对别的家庭有什么意义。他想了想，没有用那些他在法庭上学到的法律术语，只是把方览律师以前在庭上说的那些话用自己的话讲了出来——“以后再有人签手术同意书，能比我们多知道一些事情。我们签字的时候不知道排异反应会持续这么久。以后的人至少能在签字之前，看到一份更完整的数据。不是‘极少数’那种模糊的说法——是具体的数字，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用了多少年才等到的那些数字。”
他女儿在旁边站着，等他回答完记者的追问。她今年刚上大学，读师范，成绩很好。早上临出门时她在手腕上戴了一根细小的红绳——不是手表，不是任何电子设备，只是一根手工编织的红绳，上面系了一个极小的结。何春生问她这是什么，她说这是室友送的，代表好运气。他说很好看。她没有告诉他——那根红绳是她自己编的。她在红绳下面悄悄夹了一根极细的铜丝，那是她术后第一次做排异评估时从检查仪的接地线上偷偷拆下来的。那根铜丝在她枕头底下藏了好多年，她一直不知道能拿它做什么。昨天晚上她终于把它找出来，用红绳缠了一圈又一圈，系在自己手腕上。铜丝很细，被红绳裹住之后几乎看不出来，但她知道它在那里。
她等父亲说完，然后伸手把父亲羽绒服拉链上夹着的一小片碎纸屑摘下来，说爸你拉链上有个东西。何春生低头看了看她的手——她的手指很稳，没有抖。他看着她把那片纸屑弹到垃圾桶里，然后把手插回自己的口袋里。
回到通州出租屋时天已经黑了。何春生把发布会发的新闻通稿复印件压在客厅茶几的玻璃板下——和女儿那张已经有些褪色的“暖色手和亮色手”的画放在一起。两张纸中间隔着很多年。一张是蜡笔画的，画上有两只手——左边暖色，右边亮色，中间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的手以前是暖的，现在是亮的”；另一张是法院盖章的，标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案号后面用括号标注着“年度指导性案例”。两张纸被同一块玻璃板压着，隔着一层透明的厚度，并排躺在茶几上。
同一天晚上，苏瑾在家长维权群里看到了何春生发的发布会照片。照片上何春生坐在最高法院的发言席后面，面前的铭牌写着“当事人代表”，背景是一面巨大的国徽。她想起多年前第一次在家长会上看到那张植入和未植入两条曲线分开的成绩分布图——那时候班主任没有说话，只是放了一张图。那条植入的曲线往上走，未植入的曲线往下滑。她在台下坐了很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何春生坐在最高法院的发言席上，在替所有在那个维权群里发过言、私信过、提供过排异评估报告的家长们说话。
她把照片保存进那个叫“待处理”的加密文件夹，然后在群里打了一行字：“下一个目标是卫健委的听证会。我已经收到了正式邀请。”有人回了一个“加油”，有人回了一个“我们也去旁听”，有人没有打字，只是发了一个握拳的表情。
霜降前三天，苏瑾出席了卫健委关于修订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排异评估标准的听证会。
会议室在卫健委大楼第十一层，长桌两侧坐了二十多个人——卫健委政策法规司的官员、医疗器械审评中心的几位评审专家、来自智桥科技和另外两家主要企业的代表、以及三位受邀的“民间建议”代表。苏瑾是其中之一。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很小的银色胸针。这件外套她只在女儿高考誓师大会那天穿过一次，后来就一直挂在衣柜里。
发言顺序按照受邀代表的姓氏笔画排列，她排在第二位。等待的时间里她把那份装订整齐的建议书从头到尾又逐页检查了一遍——每一组数据都标注了来源，每一项建议条款都对应着具体的法规依据。她准备了很久，但当主持人叫到她的名字时，她的心跳还是比平时快了一些。她端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站起来。
“各位专家、各位代表，我今天的发言基于我女儿及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