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极小的圈。和很多年前她在周明远掌心画的圈一样——不太圆，但很清晰。
陈卓的成绩在赋分制通道里排在中等偏上。他做过竞字版植入，登记曾被退回一次，后来补齐了材料。那年之后他不再打乒乓球了，课间也不再去操场边和郑宇闲聊。但林晚晴在高考前最后几周的教室里偶尔抬起头，会看到他正在草稿纸上反复演算同一道数学题——步骤写得很密，每一步都认真标注，字迹比以前更用力，像是在弥补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缺失。他现在终于可以往前走一步了——去一个需要他认真写步骤的地方。
方书白的成绩也在赋分制通道里。排名前列，可以报少年班所在大学的本校——这意味着他可能和丁一宁成为校友。他手腕上那圈蓝光从高一亮到现在，高二那年他在课堂上问林晚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过时了，后来自己考上了少年班。林晚晴在微信上恭喜他时，他回了一句：“林老师，大学我想读哲学。不是技术哲学——是伦理学。”她看着这行字，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课堂上的提问。那时候他大概自己也没想到，那个问题会带着他走这么远。
郑宇的成绩在普通通道里排名中等。他做了青苗版，登记顺利，排异反应很轻。他不是那种会让人记住的学生——上课不举手，下课不惹事，偶尔在走廊里碰到林晚晴时会微微点个头，然后快步走开。但在高三最后一篇周记里，他写道：“我没有像陈卓那样经历退回和补材料，也没有像丁一宁那样摘过手表。我只是做了植入，然后一直戴着它。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旁观者。但我想旁观者也很好——旁观者能看到所有人。”林晚晴在那篇周记下面写了一行评语：“看到所有人的人，不容易被任何技术取代。”
沈砚秋的成绩在赋分制通道前列。林晚晴对这个女孩的印象几乎都来自她在课桌上趴着睡着的背影——她总是很困，作业经常迟交，但考试成绩永远稳定在前几名。后来她听说沈砚秋家里条件不太好，做的是最便宜的基础版植入，芯片版本偏旧，系统兼容性一直有问题，术后随访几乎没有做过。她在最后一次班会上问沈砚秋毕业后想做什么，沈砚秋说想学计算机。林晚晴说为什么。她说：“我想写一套不用更新版本也能兼容所有旧芯片的系统。这样以后像我这样的人就不用总是担心被系统淘汰了。”
林晚晴把花名册翻到最后一页，所有名字后面都打了勾。她把红笔放进笔筒，靠在椅背上。窗外操场上的梧桐树在夕阳下翻动着银绿色的叶片。林晚晴合上电脑，站起来走到窗边。蝉还在叫。
八月下旬，盛夏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周明远参加欧盟线上听证会那天，北京下了一场透雨。雨水从银杏叶片上倾泻下来，在树根周围汇成一道浅浅的水流，树洞里的小风被雨打得东倒西歪，但茎秆始终没有断。
周明远坐在客厅里，笔记本电脑放在茶几上，旁边放了一杯林晚晴刚沏的红茶，茶面上浮着一片很小的柠檬。他戴上了耳机——不是神经接口，是普通的有线耳机，插在笔记本电脑的音频接口上，线有点长，在茶几边缘绕了一圈。屏幕上是视频会议界面，欧盟公约秘书处的线上听证会正在进行。主持人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委员，背景是一面深蓝色的欧盟旗帜。他把摄像头打开，背景是自家客厅的白墙，墙上挂着周雨幼儿园画的画——暖色的手，亮色的手。他没有刻意调整摄像头角度，那幅画就在他身后，安静地挂在相框里。
轮到他发言时，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参数表格通过屏幕共享展示出来。这些表格之前已经在星核科技内部评审会上展示过很多次，架构组的年轻工程师们早已耳熟能详；后来被写入工信部行业标准草案的附录，在陈默的文件夹里夹了好几个月。但今天在屏幕上共享给布鲁塞尔的委员们时，每一行数据旁边都有一段极简的文字标注——不是统计术语，是他在便签上反复修改后写下的白话。
他花了约十分钟陈述了数据的基本框架——从初级植入到测试到回调，每一步的参数变化都对应着真实的神经适应性波动。他没有用“预测编码误差”“体感所有权校验”“前额叶皮层抑制信号增强”这类术语。他说：“这些数据是我用自己的神经系统一点一点采集的。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我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他把回调期间自主感评分的变化曲线展示出来，手指点在平台期最宽的那一段——“这个平台期告诉我们的不只是技术参数。它告诉我们：大脑在经历过极端适应之后，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重新校准‘意图’和‘行动’之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把手指从屏幕上移开，靠在椅背上，对着麦克风说了最后一句话——“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
屏幕上的欧洲会议室里，发言席旁边的实时视频框中，几位委员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那个头发花白的委员对着麦克风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们会的。”他的电脑屏幕上同时亮起了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窗口，每个窗口里都有人在微微点头——不是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