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的文章标题是《布鲁塞尔的边界线：欧盟公约如何重写全球神经技术规则》。
简报还特别指出，公约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中引用了“来自亚洲的长期随访数据”作为安全观察期标准的实证参考。简报附件里有一份公约秘书处与合众国驻欧盟使团的非正式沟通记录，其中明确确认该数据来自合众国公民自愿参与的合法合规临床试验，不涉及任何灰色地带。此外，公约背景文件中已将合众国赋分制系统列为“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的参考案例”——措辞谨慎，用了“参考”而非“推荐”或“认可”，但无论如何，这是合众国的政策第一次被写入一项国际公约的正式文件。
赵豫章看完简报，用铅笔在其中一行字下面画了一道线——“合众国赋分制系统被列为‘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的参考案例’。”他的手指在纸面上停了片刻。然后他拿起内线电话，拨了秦铭的号码。铃响了两声就接了。
“秦主任，公约过了。”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稳得像是在说今天下午的天气，“我们的立法部署要加快，不能像过去，仅依靠监管。”
秦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明白。论证会下周一召开，所有准备工作就绪。我会尽快推进专家意见的汇总和起草工作。”
赵豫章挂了电话，翻开那份关于公约对合众国义体产业潜在影响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科技部和工信部联合提交的，他之前已经看过一次，但现在他需要重新评估——不是评估影响本身，而是评估窗口期。公约通过之后，合众国面临的不是“要不要跟进”的问题，而是“在什么时机跟进”的问题。如果国内立法跟不上国际规则的步伐，未来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会被边缘化；如果跟进太快，又可能对国内产业造成冲击。窗口期不会太长——他估算了一下，大概是一到两个季度。他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重新读了一遍，在页边批了几个词：“赋分制经验可作为国内立法实证基础”“评估赋分制与公约的衔接点”“关注米国态度”。
窗外长安街上，夏至前的阳光把梧桐叶照得透亮。他把简报放回文件夹，靠在椅背上。公约的通过不是终点，是另一场竞赛的起点——这场竞赛不拼技术速度，拼的是谁能最先建立起既能保护公民神经权利、又不至于削弱技术竞争力的制度框架。合众国在这一轮竞赛中已经有了赋分制这个先手，但先手能不能转化为胜势，取决于立法预研的速度。他把秦铭上次提交的论证会筹备报告从文件夹里抽出来，翻到专家名单那一页，挨个核实了一遍各位专家的学术背景和近期研究方向，然后拿起笔在旁边记下几个需要在论证会上重点讨论的关键概念。
认知完整性保护立法预研第一次专家论证会在六月底召开。会场设在法工委的会议室——一条长桌，几排靠墙的椅子，窗户外是长安街上浓密的梧桐树冠。空调出风口发出极细微的嘶嘶声，每把椅子前面都摆着一杯茶和一份装订整齐的会议材料。
秦铭在开场白中把基调定得很稳。他说今天的会议是“论证”而不是“决策”——目的是为后续的立法准备提供专业共识基础。他简要通报了欧盟公约的表决结果，特别提到公约第二十一条实施细则中引用了公民的长期随访数据，并将赋分制列为参考案例。“这意味着我们的监管实践已经在国际层面产生了溢出效应。但国内立法目前在这一领域还是空白。今天请各位来，就是要把这个空白填上——不是今天就填完，是今天开始动工。”
第一位发言的是宋怀之。他今天戴了一副新眼镜，镜框是深蓝色的，和科学院发给他的工作证挂绳同色。他的发言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系统阐述了认知完整性的神经基础。他把一份包含早期青少年植入者TIS指数变化趋势和自主感评分波动模式的随访数据投在屏幕上，用指关节在表格上敲了两下。
“各位请看这里——这是青少年组在术后一系列随访周期中的TIS指数均值变化。TIS是‘工具化自我指涉指数’，一个测量个体将自身状态描述为技术参数的倾向程度的心理测量工具。分数越高，意味着被试越倾向于用‘我的疲劳指数偏高’替代‘我累了’。在成人组中，TIS指数通常在术后初期上升，随后在排异期结束后回落至基线附近。但在青少年组中——注意这条红线——TIS指数在排异期结束后并没有回到基线。它在一个高于基线的水平上持续徘徊。而这一阶段恰好对应着青春期突触修剪的关键窗口期。”
他放下指关节，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了擦镜片，然后重新戴上。“这说明什么？说明青少年在神经接口使用过程中经历的自我认知工具化，不是暂时的排异反应——它可能被正在发育的神经系统‘记住’。而自主感——作为认知完整性的核心指标——与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模式存在可重复的相关性。具体地说，当被试报告‘我觉得我的动作不是我自己的’时，前额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区的激活模式与正常自主感状态下的激活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是可以被客观测量的。因此，认知完整性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哲学概念——它是有神经生物学基础的、可以被量化评估的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