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整的数据做决策。而用不完整的数据做决策——本质上就是把风险转移给那些最脆弱的人。”
她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北欧国家的代表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东欧国家的代表把面前的弹性方案折了起来。张薇坐回椅子上时，感到自己的手心微微发潮。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腕上那圈蓝光还稳定地亮着，但她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紧张，是某种更复杂的情绪。她刚才在发言中引用的每一个数据点，都对应着周明远在某个凌晨敲过的枕头、画过的圈、数过的呼吸。她把这些数据从北京带到新加坡，从实验室带到布鲁塞尔。现在它们即将被写进一项国际公约的实施细则。
磋商在几个小时后结束。最终文本中“安全观察期”的长度在折中后接受了她的建议——刚性最低安全观察期的数值参考了被试ZY-01平台期的实际时长。虽然不是她建议的上限值，但“刚性最低”这四个字本身意味着安全观察期不再是可以被随意压缩的弹性指标，而是所有缔约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底线。张薇在最终文本的电子版上看到这一行字时，手指在触控板上停了一下。她给周明远发了一条消息，很短——“你的平台期，现在是一条法律底线。”
散会后，玛丽亚·冯在走廊里追上她。玛丽亚·冯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领口别着一枚极小的银色胸针。她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张博士，您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的那套数据——回调数据——我想确认一件事。”她顿了顿，“这套数据是您在新加坡实验室采集的吗？”
张薇把文件夹换到另一只手上。“不是。数据来自一个合众国公民。他曾经是我在上一家公司的被试——很多年前。”
玛丽亚·冯沉默了一会儿。走廊里有人从她们身边走过，用德语在打电话。她等那个人走远后才开口。“他走了多久？”
“很久。从初级植入到测试再到回调——整个过程跨越了很长时间。”
“有机会的话，代我谢谢他。”玛丽亚·冯的声音不大，像是在对自己说话，“一个走了很久的人。”
张薇看着她的眼睛。“我会的。”
六月的第三周，欧盟神经权利多边化框架公约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进行最终表决。
表决前一天晚上，张薇在酒店房间里反复翻阅着她的发言稿。窗外布鲁塞尔的暮色迟迟不肯褪去——夏至将至，晚上十点多天还亮着，五十周年纪念公园里的跑步者在橙黄色的路灯下沿着跑道一圈一圈地转。她把发言稿放下，走到窗边看着那些跑步的人。他们手腕上没有灯——至少她看到的几个都没有。欧盟的义体渗透率远低于合众国，这也是公约能够在这里得到多国支持的社会基础：在技术还没有大规模渗透之前先建立法律框架，比在技术已经深入社会肌理之后再强行刹车容易得多。
表决当天，布鲁塞尔晴空万里。利奥波德公园的草坪上有人在野餐，几个孩子在喷泉旁边追着鸽子跑。张薇从侧门进入欧盟总部，经过安检时把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放在托盘里，安检人员用带着法语口音的英语说“谢谢”。会议厅在三楼，她到的时候旁听席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大部分是各成员国的技术顾问和媒体记者。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正对着五十周年纪念公园的凯旋门。
表决过程比她预想的更平稳。没有戏剧化的反对，没有人在最后一刻要求修改条款。各成员国代表依次按下面前的投票按钮——绿色代表赞成，红色代表反对，白色代表弃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计票数字：赞成票稳步上升，反对票寥寥无几，弃权票也并不多。当计票数字跳到“赞成票超过所需多数”时，会议厅里没有欢呼，没有掌声，只有一阵极短暂的安静，然后会议**宣布公约通过。
张薇靠在椅背上。窗外凯旋门的拱顶在正午的阳光下呈现出一种极淡的金色，几只鸽子从青铜雕像的肩膀上飞起来，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圈，然后往利奥波德公园的方向飞去。她低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上还留着上午最后一轮修改发言稿时被钢笔压出的浅浅红痕。她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周明远的数据——从北京某个凌晨的枕头小坑开始，经过NGI-7测试的低谷，经过四轮回调的漫长平台期，经过无数次自主感评分和自我追问，经过行业标准草案和奥姆尼伦理框架——现在已经走进了布鲁塞尔的公约文本。不是作为“亚洲某被试”的匿名脚注，而是作为一项国际公约中安全标准的刚性约束。她拿出手机，给周明远发了一条消息——“公约通过了。你的平台期现在被写进了国际法。”
同一天，京都。赵豫章在中枢决议会的小会议室里收到了外交部关于公约表决结果的急电简报。简报是通过外交部国际组织司的加密线路传来的，封面标着“特急”的红章，正文只有两页半。他用了不到一刻钟逐行读完。简报提到，公约表决通过的消息将在几小时后由欧盟官方正式发布，目前国际舆论已经在预热——几家科技媒体的头条都在报道公约对全球神经技术产业的潜在影响。其中一篇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