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把那张底牌压在桌上，让别人去翻。
孟正则在周济桓坐下之后站了起来。他知道周济桓刚才的话已经给他留了一个台阶，他只需要顺着那个台阶往下走就行。但他不打算顺着走。
“工信部一直在跟踪全球神经技术竞争态势。我现在手上有最新的情报数据，可以负责任地说——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建立了某种形式的侵入式接口人体实验数据积累体系。他们不公开宣扬，但在技术白皮书里藏了一句话——‘基于自愿受试者的初步研究’。什么叫‘自愿受试者’？我告诉各位，这其中包括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经济体——他们不说，但心里清楚。他们口头上谈伦理、谈人权，私下里在特殊通道里不断积累实验数据。我国目前受制于法案禁令，连类似级别的实验都开展不了。”
他把手里的简报翻到某一页，用手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抬高了一些音量。“没有数据，怎么证明安全？又怎么证明不安全？总不能永远用一个‘无法排除干扰’来回答所有问题。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中枢不愿意让国内企业自己去冒险，至少要让技术情报部门想办法去获取这些数据。否则我们就是在用没有数据的保守，去对抗已有数据支撑的加速。”
他坐下之后，坐在后排的方涵从列席区缓缓站了起来。她的动作很轻，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整个会议室的注意力都转向了她。她没有准备讲稿，手里只是攥着一支没有笔帽的钢笔。她的手指在笔杆上反复摩挲了一会儿，像是在掂量自己接下来要说的话的重量。
“孟部长，刚才您说——‘让技术情报部门想办法’。”她顿了顿，“‘想办法’是一个很灵活的词。它可以指购买商业数据，可以指情报交换，可以指学术交流。但鉴于您上下文里提到的都是‘没有数据难道变出来’和‘他们私下做了实验’——我冒昧地追问一句：您说的‘想办法’——是指用情报手段去获取那些建立在活人身体上的、没有知情同意的数据吗？”
会议室里静到了极点。孟正则端茶杯的手僵在原处，杯盖轻轻磕在杯沿上，发出一声极脆的响。他没有立刻回答，方涵也没有等他的回答。
“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建立伦理审查制度用了多年时间。从纽伦堡法典到赫尔辛基宣言，从知情同意原则到伦理委员会的独立审查——每一道防线都是用血换来的。那些在灰色地带实验里被当成‘自愿受试者’的人——他们没有选择权，不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风险，也得不到后续的医疗跟踪。如果您说的‘想办法’是用情报手段去获取这些数据，然后用来论证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上手术台——”她停了一下，抬眼看向孟正则，“那恕我无法认同。如果这就是‘不保守’的代价，那我们宁肯继续‘保守’下去。”
孟正则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需要数据。”
方涵没有再看他。她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坐下来。但她攥着笔的手指还在轻微地发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赵豫章在方涵说完之后没有立刻接话。会议室里的空气像一根被绷到了临界点的弹簧，没有人敢再往上加一丁点重量。他低头看了几秒面前的笔记本，然后抬起头，环视长桌。
“今天的讨论，从数据、产业、教育、伦理等不同维度，都做了比较充分的陈述。不同意见的碰撞本身就是联合会议的职责所在。”他的开场白很平，语气没有偏向任何一方，但每一个字都落得很稳。
“有几件事我想先澄清一下。首先，赋分制自实施以来，在国际上确实引起了一些讨论。有的报道称其为‘技术保守主义’，有的称其为‘全球最严格的青少年神经技术监管措施’。这些是国际媒体的评价，不是合众国政府的自我定位。我们今天不讨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赋分制在事实层面是否起到了保护青少年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是否与保持竞争力的目标可以兼容。”
“第二，孟部长提到的‘国际实验数据积累’的问题。我不否认这方面的情报，也理解工信部在推动产业发展的立场。但获取数据的方式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数据可以积累，实验可以开展，但这些行为必须在伦理委员会审查和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这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一贯原则，不会因为竞争压力的增大而改变。方涵同志的追问，我认为提得很好——‘想办法’这个词的分量，我们每一位都需要掂量清楚。”
他翻到笔记本的另一页，手指压在上面，抬起头时目光变得更沉了一些。
“今天这场辩论，表面上是关于赋分制要不要放宽、少年班要不要开一条缝。但往深里说，它触动了一个比技术政策更根本的问题：我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从面前的文件中抽出几页泛黄的笔记，纸张边缘卷曲，字迹有些褪色，但显然被他反复翻阅过，折痕处用透明胶带小心地贴过——那是他私下整理的儒家经典笔记，不是会务组准备的会议文件，是他这些天为这场辩论自己翻出来温习的旧笔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