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的夜空，梧桐树叶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发出沙沙的声响。他想起张薇在新加坡菩提树下说的那句话——“你走过的那四轮回调，那些在凌晨数自己敲了多少下膝盖的夜晚，不会出现在任何一篇论文里。但它们是这套技术最诚实的边界条件。”不是因为这技术不能越过那条线——是因为人的某个部分，不应该被拿来交换。而那个“不应该”，是没有数据能证明的。
他把视线从窗口移回来，继续听。
何春生给女儿做红烧肉那天是周末。他早上去了菜市场，买了一块五花肉，让摊主帮忙切成方块，比平时切的麻将块略大一些——他知道女儿喜欢大块的，虽然吃不了几块，但摆盘子里看着舒坦。摊主把刀在磨刀棒上来回蹭了好几下才开始切，刀刃落在砧板上的声音均匀有致。何春生站在旁边，看着肉被一块一块码进塑料袋，肥瘦层叠，每一块都有差不多厚度的皮下脂肪。他付了钱，又买了姜和葱，回家开始炖。锅里冰糖化了，油光发亮，五花肉在糖色里翻滚着裹上一层琥珀色的酱汁，厨房里慢慢飘出焦糖和酱油混合的香气。女儿在客厅里看电视剧，偶尔跑进厨房看一眼锅，说好香。他说还要炖半小时。她说那我先吃一小块。他用筷子从锅里夹出一块最小的，在嘴边吹了好几下，递到她嘴边。她咬了一口，说甜。
晚上何春生在维权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红烧肉，盛在白色瓷盘里，旁边摆了两双筷子。他配了一行字：“今天做的。女儿说冰糖放多了，我说下次少放点。”群里有人回“看着就香”，有人回“下次试试放腐乳”，有人说“我们家的孩子以前也爱吃红烧肉，现在不太能尝出味道了，但还是喜欢吃”。苏瑾看到了这张照片，点了个赞，没有回复。她正在把那份关于排异评估标准的建议草稿逐条整理成最终的正式信函。她把法院判决书里那句“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跟踪监管”用荧光笔标出来，作为建议信的附件一并提交。她在键盘上敲完最后一个**，鼠标悬停在“发送”键上。窗外有清洁车经过，洒水声很低，渐渐消失。她按下了发送。
九月末，张薇在新加坡的办公室里收到了两封几乎同时到达的邮件。第一封是玛丽亚·冯发来的。邮件很短，措辞一如既往地直接：“张博士，会后我和安德斯进行了一次交流。他告诉我，你们实验室决定在未来几个月内成立独立的伦理咨询小组，专门负责意识映射增强应用方向的伦理审查。他还告诉我，这个决定的关键推手是一套脱敏后的回调数据。我问他是谁的数据，他说是‘一个走了很久的人’。我想请你转告这个人——他的数据比他本人更早抵达布鲁塞尔。我们现在正在起草第二十一条的实施细则，其中关于‘安全观察期’的长度参考了类似数据。感谢他。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他已经在公约里留下了痕迹。”
第二封是陆沉发来的。他同意和张薇进行线上交流，但列出了好几条前提条件——其中第一条是：“交流内容仅限非侵入式语言辅助接口的神经信号解码算法，不涉及任何侵入式接口或意识映射相关技术路径。”张薇读完这些条件，心里大概有了判断：这个人对合作极度谨慎，但他没有拒绝交流——说明他在非侵入式解码上遇到了一些单打独斗解决不了的瓶颈，需要外部的技术资源。她给他回了信，接受了所有条件。
窗外新加坡的暮色正在降临，菩提树的叶子在晚风中翻动。她靠在椅背上，把这两封邮件反复读了好几遍。玛丽亚·冯说那个人的数据已经在公约里留下了痕迹；陆沉小心翼翼地在合作的门槛上放了一道又一道防线。而她——站在两个人中间，一手接着来自欧洲的伦理追问，一手接着来自中国某个旧厂房里的技术探索。她忽然觉得，这两封邮件之间有一种她从未说清楚但一直能感觉到的联系。不是技术路径的联系——陆沉拒绝了意识映射，玛丽亚·冯在约束意识映射。是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技术还没跑过人性之前，先蹲下来系好自己的鞋带。
她打开自己的工作日志，在最末一行写了一句话——“今天收到两封邮件。它们来自不同的方向，但在同一个时间到达。也许这不是巧合。”然后她把日志合上，关掉台灯。
九月的最后一天，周明远沿着小区那条种满银杏树的人行道慢慢走着。树上的叶子还是绿的，但边缘那一圈浅黄色镶边比月初更宽了，有几片已经整片变成淡黄。他走到那棵最大的银杏树下，蹲下来看树洞里的小风。它长高了一截——现在有手掌那么高了，茎秆比刚出土时粗了不少，底部的叶片已经完全展开，顶部还在冒新的嫩叶。树洞里之前残留的积水已经完全干了，泥土表面有些龟裂，但小风的根显然已经扎得够深。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过了这么久，他已经不再需要用指标来衡量自己恢复到了什么程度。那些指标——自主感评分、α频段振荡模式、自发运动准备电位频率——仍然在张薇的数据库里安静地待着，偶尔会被取出来作为新的安全基线的参考数据。但它们不再是他定义自己的方式。他现在走路的速度比以前慢；他教周雨做题时会把铅笔递给她让她自己写；他在林晚晴手心里画圈时不再需要先确认自己的手指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