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叫‘脱敏摘要’？”何春生问。
“就是智桥科技把那份秘密方案里涉及核心算法参数的部分删掉，只保留与原告症状可能相关的安全数据部分——比如不同年龄段植入者的排异反应发生率、术后随访周期、长期不良事件统计。这些数据会提交给合议庭，由法官来判断它们是否与原告的症状有关。我可以看，但不能复制，也不能在法庭之外引用。”
“所以就是——法官能看到，我看不到。”
“你能看到结论。当法官审查完脱敏摘要之后，会在判决书里写明这些数据是否支持原告的主张。如果数据对原告有利，判决书里会体现出来。如果不利——”她顿了顿，“——也会体现出来。”
何春生把法院的裁定书折好放进帆布袋。他想起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苏瑾在法院门口的花坛边站了很久。那天他坐在台阶上，苏瑾站在花坛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后来苏瑾给他发了一条消息，说“不加入诉讼，继续帮你整理证据”。他当时没有回复——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理解“继续帮你整理证据”这几个字的意思。他自己是原告，证据是他女儿的排异报告。苏瑾不是原告——她的女儿也做过竞字版植入，排异症状和何春生的女儿几乎一样。她选择了不加入诉讼，但她还在帮他整理证据。
今天他把裁定书装好后，给苏瑾回了一条消息：“法院撬开了一条缝。”
苏瑾的回复几乎立刻就到了：“等缝再宽一点。”
同一周，林晚晴给丁一宁写了回信。
她是在一个没有课的下午写的。办公桌上摊着丁一宁之前那封从少年班寄来的信——大半页纸，字迹工整，收笔微翘，写到“菜的味道变淡了”时笔锋明显钝了。旁边是她自己揉掉的两团废纸，还有一张被反复折叠又展开的草稿纸——那上面是丁一宁几个月前在教室里反复涂写的那句话：“我不想戴了。但我不敢摘。我会掉回原来的位置。如果我掉回去了，我会觉得那才是真实的我——这才是最可怕的。”
她花了近一个钟头，把回信反复修改了几遍。每一次重写都在削掉一些过于确定的东西——太确定的安慰太轻，太确定的建议太重，太确定的分析太冷。她最后定稿只有大半页。
“收到你的信。你说摘下那块表之后菜的味道变淡了。这种现象在神经反馈设备的停用过程中是有记录的——设备长期增强某些感官通道后，突然撤除会导致短暂的感知基线漂移。但你说隔壁宿舍的女孩‘从小吃饭都觉得淡’——她不是漂移，她只是她的正常。而你，在戴上那块表之前，你尝到的菜不是淡的。我不建议你摘。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正常还在。它只是暂时被调得太低。你会慢慢适应，时间可能需要很长，但你不需要着急。少年班的课程固然重要，但食堂里的饭，是会吃很多年的。”
她把信封封好，贴上邮票。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被揉皱又展平的草稿纸，和信放在一起，看了很久。她没有把草稿纸装进信封——那是丁一宁留给自己的，不是写给老师的。她没有在信里提到那张草稿纸，没有提到丁一宁父亲在校门口的笑容，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公平”或“竞争”的讨论。她只是写了一个语文老师能写的最诚实的话——关于味觉基线，关于正常，关于慢慢适应。然后她站起来，穿过走廊，走到校门口的传达室，把信投进了邮箱。
十月下旬，王铁女儿的心脏手术顺利完成。
主刀医生从手术室出来时，口罩还挂在一侧耳朵上。他的手术帽边缘被汗水洇湿了一圈，眼睛里带着那种做完复杂手术之后特有的、既疲惫又专注的光。他说手术很成功，术后需要在监护室观察一段时间。王铁站在手术室门口，听到“很成功”两个字之后，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只是用力点了点头，把头低下去，对着医生鞠了一躬。他弯腰的动作很僵硬——不是客套的僵硬，是那种做了太久体力活之后脊柱不再习惯弯曲的僵硬。医生显然见惯了这种场面，轻轻扶了一下他的肩膀，说观察期过后就能转回普通病房，然后转身走回手术室，自动门在他身后合上。
王铁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坐了很久。他把头埋在两只手掌里，肩膀轻微地抖了几下。走廊里不时有护士推着治疗车经过，车轮在地砖上发出细微的滚动声。没有人停下来看他。他没有哭出声——他只是把脸埋在掌心里，手指压着眼眶，像是要把那些已经涌到眼皮底下的液体一点一点摁回去。他的手掌很粗糙，指节上有在工地被钢筋擦伤留下的旧疤，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油泥。
女儿从监护室转回普通病房那天，她靠在枕头上，脸色比之前更苍白，嘴唇还没有完全恢复血色，但眼睛很亮。她看到王铁进来，努力地笑了一下。王铁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她咬了一口，说甜。然后她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动物园？”
她问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问明天吃什么。王铁知道她已经问了很多次了——从她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问，那时候她路过大门口还会指着外面喊“动物园”。这么多年过去了，动物园还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