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书上签字的时候，女儿画了那幅画——暖色的手和亮色的手。后来他说“这一小块不会让它变亮”。现在他想守住那一小块，但守的方式可能已经不是在手术同意书上做选择了。丁一宁不用做植入也可以考得更好，原因也许不是她决定不走捷径，而是那条捷径恰好被她的家庭用另一种方式铺平了。
林晚晴把手放在他手背上。“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当年那篇作文，‘但不是用那个方法’。她爸爸有没有问过他——想不想戴那块表？”
同一周，教育部。
韩世清在办公室里接到了秦铭的电话。铃响了两声，他知道这段时间秦铭在赶《青少年神经数据保护条例》的征求意见稿，每次来电都很简短，但每次都会传递一些正在内部缓慢推进的进展。
“韩部长，条例的征求意见稿已经进入跨部门反馈阶段。卫健委、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都回了初步意见。”秦铭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疲惫，但语速比上次通话时略快了一些，“卫健委的意见最详细——他们对‘神经数据分层’的方案基本认可，但建议把‘意图性数据’的保护等级再提一级。市场监管总局建议在罚则部分增加对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资质的要求。科技部那边没什么大意见，只是建议在学术研究豁免条款上再放宽一些。我们正在逐条整理反馈，准备在月内形成定稿。”
“少年班那块呢？”韩世清问。他本来不打算在这通电话里提少年班——季度评估的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赋分制登记数据正在逐月改善，立法预研也在推进——但他昨晚收到几份从市教委转上来的简报，内容是关于少年班招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技术竞赛现象。
简报很短，只有两页纸，措辞谨慎。核心信息是：据部分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反映，在近期的少年班选拔过程中，有考生疑似使用了未经登记的非侵入式神经反馈设备；相关设备属于新型认知增强消费品，其功能定位处于医疗设备与教育辅助工具之间的灰色地带，不受现行医疗器械注册管理条例的约束；部分家长已在私下讨论此类设备的购买渠道和使用效果，提请教育部关注此现象，研究是否需要在少年班招生简章中增加相关限制条款。
秦铭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你看到市教委那几份简报了？”
“看到了。”
“法务工作委员会上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少年班的选拔标准中是否涉及神经效能指标，目前不在任何现行法规的明确覆盖范围之内。赋分制只针对高考，条例草案也只针对侵入式接口。非侵入式外部设备——不在草案的定义范围里。”他顿了顿，“这不是立法上的疏忽。当初起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非侵入式设备在技术上是存在的。但当时我们判断——这个市场还没有成熟到需要立法介入的程度。现在看来，这个判断可能——过于乐观了。”
“不是过于乐观。是设备的进化速度比我们预期的更快。”韩世清靠在椅背上，窗外长安街上车流如织。他想起自己当年在科学院做的那篇论文——临界阈值的推导假设个体决策完全由观测到的局部比例驱动。现在他意识到，那些非侵入式设备并不是被“观察到”的局部比例，它们刻意保持低调，不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只在私下渠道流通。它们不需要大规模的跟风效应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它们只需要极少数的精英家庭知道它们的存在。
“韩部长，”秦铭的声音把他拉回来，“这个问题——少年班的选拔是否应该纳入赋分制框架——目前不是法务工作委员会能单独决定的。它涉及少年班招生制度本身的设计逻辑。少年班是少数大学自主招生，不是全国统考。如果要把赋分制的登记要求延伸到少年班，需要有更高层级的政策授权。”
“我知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权限单独处理，需要中枢统一协调。但有几项准备工作可以先做——我会让市教委把非侵入式设备的情况纳入下一轮赋分制数据上报的范围，先摸清底数；少年班招生简章的措辞是否需要调整，也需要同步研究。另外，条例草案里是否有空间为非侵入式设备单独设一个分类——不需要马上得出结论，但可以在月内定稿前先做一次内部评估。”
秦铭沉默了几秒。“可以。我让法工委团队在月内定稿时加一个附件——关于非侵入式神经认知增强设备的法律地位初步评估，作为条例草案的补充说明。”
韩世清挂了电话，把那份简报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他拉开抽屉，取出速效救心丸的药瓶，放在桌上。瓶子碰到桌面发出极轻的声响。
他想起自己在中枢决议会会议记录最后划线的那句话——每季度重新评估。现在季度评估材料已经提交上去了，赋分制正在起作用，登记数据在改善，跟风意愿在放缓。但竞争并没有消失——它只是从高考的考场转移到了少年班的选拔考场，从侵入式植入转移到了非侵入式外部设备，从公开的市场转移到了私下的渠道。他划在高考录取上的那道赋分制分数线，正在把一部分竞争压力挤向那些没有划线的角落。那些角落很窄，能挤进去的人很少，但正是这种“窄”让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