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照过来，那几个字仍然隐约可辨。他不用再看也知道那行字是什么——“我请求中枢尽快就青少年侵入式神经接口的长期监管框架做出方向性指示。”
他没有再看。他把文件夹合上，放在那叠今天必须处理完的文件最上面。窗外，城市正在醒来。而他在这里坐了整整一夜。
同一周的周四，米国总统——联合国秘书长——的紧急线上峰会召开了。
赵豫章的屏幕亮起时，北京已经是晚间。他没有去专门的视频会议室，而是在自己办公室的侧墙上挂了一块临时显示屏，让秘书把加密线路接进来。屏幕被分割成几十个小窗口，每个窗口里坐着一个国家领导人或代表，不同的时区在同一个画面里并存——有的人身后是清晨的窗帘，有的人身后是深夜的书架，有的人坐在国旗前面，有的人只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白色房间里，镜头只能拍到一张脸和一堵墙。
议程只有一个：全球多重危机下的国际协作。
第一个发言的是WHO总干事。他用了大约三分钟通报全球疫情数据——刚果盆地埃博拉疫情确诊感染人数突破九万，病死率超过八成，已扩散至六个国家。南亚耐药性伤寒仍在难民营蔓延。寨卡病毒新变异株在巴西东北部被首次确认，已出现母婴传播病例。他说完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援助要求，只说了一句话：“全球监测系统在经历上个十年的预算缩减之后，已经不足以在新变种出现的头一个月内完成基因测序和通报。这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失败。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
接着是非洲代表。他的身后是一扇窗，窗外有一棵被太阳晒得发蔫的芒果树。他描述的不是数字——数字已经在WHO的通报里了——是具体的事情：医疗物资进不去，因为通往疫区的公路在雨季被冲毁了几段，修路的资金还没有到位；尸体运不出来，因为很多村庄已经停止了传统的丧葬仪式，WHO通知他们接触尸体本身就可能感染，村民们于是选择把死者留在屋里，自己搬走；幸存者不愿意去临时医疗点，因为他们听说去了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他在屏幕前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语速极慢，每一句话都在等身后的翻译把它完整地转化为沉默。
南亚代表发言时，背后是一面空白的墙。他说耐药性伤寒正在难民营里蔓延，但难民营本身不在任何国家的法定领土范围内——它夹在两段边境铁丝网之间的一片狭长地带里，主权归属至今没有定论。没有主权就没有责任主体。没有责任主体就没有疫苗接种计划。他说这不是医学问题，是国际法问题。而国际法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
南美代表的发言很短。寨卡新变异株在巴西东北部被确认，已经出现母婴传播病例。他说这不是新的大流行，但这是一个警告——全球公共卫生监测系统已经不足以在新变种出现的头一个月内完成基因测序和通报。而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一种通过蚊虫和X行为双重途径传播的病毒来说，足够跨越整个大陆。
巴黎代表的发言把议题从疫情转向了经济。他描述了上周的抗议——AI替代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在巴黎、柏林、圣保罗、约翰内斯堡同时爆发。他不是在指责技术，他是在问一个问题：当人工智能的替代速度超过了社会保障体系的适应速度，我们用什么来承接那些被替代的人？他说巴黎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一些小国家——那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一旦某几个行业被AI替代，整个社会的就业基础就会崩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屏幕上好几个代表同时低下了头。
米国总统在听完所有发言之后做了一件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做的事——他把所有人说的情况归纳为几点，用外交措辞重新表述了一遍，然后提议成立三个临时工作组：全球疫情应急协调组、AI替代与就业转型工作组、以及一个负责协调两者之间资源分配的联合秘书处。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资金承诺——因为国会不会批准。他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国际法规——因为参议院不会通过。他只是把问题重新组织了一遍，然后把球放回桌上，等着其他人去接。
赵豫章全程出席了峰会，但没有发言。他的屏幕画面只是安静地亮着，和其他几十个领导人一起，像一幅沉默的马赛克拼图。他面前还摊着中枢决议会的会议记录，旁边是还没有写完的下一步工作要点。他在笔记本上写了几个字，然后划掉了。他在想：今天这个屏幕上有几十个国家的最高层，大会讨论了全球疫情、经济崩溃、技术替代、国际法困境。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神经接口。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侵入式植入。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到那些在考场外面等待登记的十七岁孩子——不是因为那些问题不重要，是因为它们还排不到这张屏幕的议程里。而在这个等待的过程里，疫情在蔓延，失业在扩大，港口在罢工，街头在抗议。那些在通州出租屋里、在苏州实验室里、在海淀排异评估中心里、在废弃地铁站深处的地下诊所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中枢决议会今天通过了什么决议，不知道全球疫情的感染人数，不知道米国参议院搁置了多少次神经技术监管提案。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明天早上醒来，他们还要在各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