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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〇年冬天，张明远的儿子满六岁。
他托人用现代钢材打了一只小算盘——不是坦克侧甲，是普通钢料，但框上也留了一个孔，是特意钻的，大小和铆钉孔一模一样。算盘框子打磨得光滑，没有毛刺，骨珠用的是黄铜，每一颗都沉甸甸的，拨下去磕在档位上，发出一声脆响，比木头珠子更清亮。
他在灯下把这只算盘翻来覆去检查了好几遍，确认每一颗珠子都能拨到底。珠子不能太松，太松了拨起来没手感；也不能太紧，太紧了六岁的手指拨不动。这些细节是父亲传给他的——闾珣当年把那只铆钉孔的小算盘放在他手里时，也是这么交代的。
生日那天下午，他把儿子叫到书房。儿子正在客厅地板上用积木搭一辆坦克，履带是用十几块长条积木拼起来的，歪歪扭扭，炮管是一支铅笔，铅笔尖朝外，架势倒是摆得十足。听见爸爸喊他，他把铅笔从积木堆里抽出来，蹦蹦跳跳地跑进书房，铅笔还攥在手里。
张明远坐在奶奶那把旧藤椅上。藤椅扶手上手掌磨出的那两道印痕还在，颜色比旁边的藤条深了一层。面前桌上放着那只新打的小算盘，旁边是奶奶那只大算盘——骨珠磨得发亮，最右边那颗泛着暗金色的光泽，微微凹进去一圈。一大一小两只算盘并排放在一起，像一棵老树旁边冒出的新苗。
“这是给你的。六岁了，该学打算盘了。”
儿子接过算盘，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拨了一下珠子。黄铜骨珠磕在钢框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余音在安静的房间里轻轻回荡。他把算盘翻过来，发现框子左上角有个小圆孔，伸出手指去摸。
“爸爸，这个洞是什么？”
“这是你太奶奶定的规矩——铆钉孔不用补，留着。”张明远把儿子拉近了些，让他站在自己两膝之间，“很久以前，你太奶奶在奉天认识一个叫程师傅的人。程师傅是兵工厂里打铁的，他用坦克上换下来的旧钢板给你爷爷打了一只小算盘。那只算盘上有个铆钉孔——是坦克侧甲上本来就有的，不是坏了。太奶奶说，铆钉孔不用补，留着。将来孩子长大了看见这个洞，就知道这只算盘是从坦克上拆下来的。奉天的坦克，奉天的算盘，都是奉天的铁。”
“坦克在哪里？”
“坦克不在了。但孔还在。程师傅不在了，但凿痕还在。太奶奶不在了，但指法还在。”张明远把新算盘放在儿子手里，自己握住儿子的小手拨了第一颗珠子。
儿子的手指还很短，但拨珠子的力道刚刚好——不轻不重，珠子磕在档位上，发出一声脆响。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只算盘。太爷爷六岁那年从太奶奶手里接过了那只坦克侧甲打的算盘。爷爷六岁那年从太爷爷手里接过了同一只算盘。我六岁那年从爷爷手里接过了同一只算盘。现在你六岁了——这只算盘是你的。上面的铆钉孔不是从坦克上拆下来的，是特意钻的。但孔必须留着。因为第一只算盘的铆钉孔是程师傅留的，后来的每一只都要有这个孔。孔是空的，但空的地方装着一百年——太奶奶在帅府拨算盘，在秦皇岛仓库验弹药，在华尔街做投资，在基金会批最后一份名单。她拨了几十年算盘，每一颗珠子拨下去都磕在档位上，那个声音传了一百年，现在传到你的算盘上了。”
儿子低头看着那个孔，把手指伸进去摸了摸。孔洞边缘打磨得很光滑，不会扎手。
“来，教你从一加到一百。”张明远握着儿子的手，一颗一颗珠子拨下去。一加二加三加四——每一声都清脆、稳定。
儿子一开始拨得很慢，每拨一颗都要抬头看爸爸一眼，像是在确认对不对。拨到十之后手指顺了，速度也快了，但每颗珠子还是稳稳拨到底，没有一颗跳过去的。
拨完之后儿子抬头看着他。
“我对了吗？”
“五千零五十。数字对。你心里有没有底？”
“有。”
“那你就对了。以后记住了——不管拨什么数字，拨完了不要问别人对不对。你自己心里有底，那就是对。”
儿子从他膝盖上跳下来，跑到客厅里，从积木堆旁边拿来一张纸——是他在幼儿园画的画。纸皱巴巴的，边角还沾着一块果汁印。
画上有一辆歪歪扭扭的坦克，履带是两条粗黑线，炮管斜斜地往上翘，旁边用蜡笔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铁”字，金字旁写得特别大，占了半个字的位置。他画完这个字之后跟老师吵了一架——老师说金字旁应该写得窄一些，他说不对，金子要和铁在一起才叫铁，金子写窄了铁就不够硬了。后来老师在家长联系本上写了这件事，张明远看完笑了很久。
张明远看着那张画，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想起父亲跟他说过——民国二十一年，闾珣在北营车间门口也画过一辆歪歪扭扭的坦克，旁边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铁”字，金字旁也写得特别大。后来这个字被于小凤在黑板上写了几十年，每一个新生入学第一课都是这个字。他蹲下身，把儿子的画小心折好。
“这张画爸爸帮你保管。等你长大了，它会和太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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