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你说过这句话。上次说过。上上次也说过。上上上次也说过。你说过好多遍了。”
“我记着呢。你每次说，我都记着。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着。你写的每一本书，我都看过。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
方卫国沉默了很久。“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认得，就是认得。我信你。”
冬至的第三天，河生去了一趟船厂。第六艘航母停靠在码头上，灰色的船体在冬日的阳光下闪闪发光。舾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工人们在做最后的清洁和装饰，有人擦甲板，有人刷油漆，有人挂彩旗。河生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巨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船坞的情景。那时候他三十岁，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怕。现在他五十七岁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身体差了。可他站在船坞边上，心里还是和三十岁时一样——激动，敬畏，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在胸腔里烧着的东西。
“陈总，您来了。”李晓阳从舷梯上走下来。
“来了。交付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明年六月三十号，交付海军。”
“好。”
河生走上舷梯，站在飞行甲板上。甲板很大，有两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灰色的防滑涂层在阳光下闪着光。拦阻索、弹射器、升降机，所有的设备都安装完毕，整装待发。他蹲下来，摸了摸甲板，粗糙的涂层硌着掌心，是熟悉的触感。他想起第一艘航母的飞行甲板，也是这样的，粗糙，结实，摩擦力大。舰载机在上面起降，像海鸥一样轻盈。他站起来，走到舰岛下面，仰头看着舰岛。舰岛很高，有十几层楼那么高，灰色的涂装在阳光下闪着光。他想起自己参与设计的第一艘航母的舰岛，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工程师，什么都不懂。现在他老了，可舰岛越造越好了。他的头发白了，可舰岛的颜色还是那样的灰。灰色不显老，人显老。
从船厂出来，天已经快黑了。河生开着车，收音机开着，放着一首老歌。他没有跟着哼，他听着。听着听着，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那时候他刚进研究所，什么都不懂，跟着孟教授画图纸。孟教授教他，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他画到第七遍就摔笔。孟教授把笔捡起来，塞回他手里。“再画。你摔一次，我捡一次。你摔一百次，我捡一百次。”他画了第八遍。通过了。孟教授看了图纸，说了一句“行了”。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现在孟教授不在了，他画图纸的手也生了。可他还能写，还能写毛笔字，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不紧不慢。就像年轻时画图纸那样，就像孟教授教他的那样。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写到好为止。
冬至的第四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光秃秃的，枝丫上挂着一层白霜，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银光。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笑得很开心。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门牙旁边的黑洞还在，可他笑得更开了，一点都不遮掩。阳光从枣树的枝丫间漏下来，落在他脸上，斑斑驳驳的。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树落叶了。光秃秃的。明年还会长。你啥时候回来？树光秃秃的，你回来，它也好看。”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大哥不识字，这信是请人代写的。可那些话，是大哥自己的。大哥不会说“光秃秃的，你回来，它也好看”这样的话，大哥只会说“树秃了”。可代写的人替他说了，说得比他自己还好。河生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冬至”。两个人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苍劲，一个内敛。大哥不写字，大哥只会种树、做鞋、晒枣、在电话那头笑着说——“河生，你啥时候回来？”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大哥的声音有些沙哑，可还是带着笑。
“哥，枣树落叶了？”
“落了。光秃秃的。明年还会长。”
“好。等过了年，我就回去看你。”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冬至了，冬天已经深了。大哥还在等他，他得回去。
冬至的第五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冬至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天冷了，出门的人少了，车厢里空荡荡的，暖气开得很足，吹得人犯困。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包带已经磨得起毛了，他也没换。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还积了几片枯叶，冻得硬邦邦的，一碰就碎。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能照出他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