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了一层灰，还多了几片枯叶，大概是春天落下的，一直没有人来扫。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能照出他花白的头发和深深的皱纹。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大暑的风中轻轻颤动，像一个人在点头，又像是在喘气。天太热了，花也蔫得快，才从花店拿出来不久，边缘就开始发软了。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大暑了，夏天热了，您在那边也好吧？溪溪的电影上映了，方叔叔看了，说好。观众也看了，说好。您要是在，一定也这么说。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方叔叔的字也写好了，他写了一幅‘大暑清凉’给我，挂在我书房墙上，就在您的‘天道酬勤’旁边。您看看，他的字有您几分味道了。”
他蹲了很久，腿有些麻，太阳晒在后背上，衣服湿了一大片。他干脆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石阶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滚烫，隔着裤子的布都能感觉到那股热。他拿出保温杯，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水不烫了，温吞吞的，刚好入口。他喝了两口，把盖子拧紧，又放回包里。
“周老师，您走了以后，我每年春天还买龙井。没人喝了，我自己喝。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都记着。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我今年五十七了，还能写多久不知道。可我能写一天就写一天。写到写不动为止。”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远处有鸟在叫，声音脆生生的，像是黄鹂，又像是画眉。他分不清，他也不在意。只要是鸟叫，就好听。天太热了，鸟也叫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像是懒得多费力气。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大暑了，您那边要是也热，就找个凉快地方待着。别晒着。”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河生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菊花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阳光照在上面，黄得发亮，可已经有些蔫了，边缘卷了起来。
大暑的第六天，河生坐在书房里，翻看方卫国写的那本《大暑笔记》。方卫国在扉页上写着：“河生，这是我去年夏天写的随笔，集起来印了几本，送你一本。不是什么正经书，就是写着玩。你闲着没事翻翻。天热了，多喝水，少出门，别中暑。你那个人，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你嫂子骂你，你听着。她不骂了，你也不听了。”
河生翻开第一页，方卫国写的是大暑。
“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上蒸下煮。热，热得人不想动。可我还是要动。不动，就锈了。人跟机器一样，不动就锈。我写了二十多年，写了一辈子。我还想写下去。写到写不动为止。河生，你也是。你不造船了，可你还能写字。你每天写字，我每天写字。咱俩一起写。写到写不动为止。”
河生看着这段话，眼眶有些湿。他把那本小册子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抬头就能看见。方卫国写字丑，可他写的东西，总能戳到人心里最软的地方。就像年轻时候他在黄河大堤上迎着风喊的那句“河生！你等等我！你跑那么快干什么！”那句话没有什么文采，可河生记了一辈子。从十七岁记到五十七岁，记了整整四十年。
大暑的第七天，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方卫国，坐在他北京的书房里，背后是一面墙的书架，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他写的那些书——《大河之子》《大河奔流》《大河入海》《大河归海》《大河远航》《大河之根》《大河之魂》《大河之源》《大河之梦》《大河新航》《大河笔记》……十几本，从薄到厚，从新到旧，从封面鲜艳到书脊褪色。方卫国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对着镜头笑。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干裂的黄土地，可他笑得开心。
照片背面是陈溪的字迹：“爸，方叔叔说他想您了。他说等凉快了就来上海看您。他说他写不动了，可是他又写了一本新书，叫《大暑笔记》，已经印出来了，给您寄了一本。他说这本书可能是他最后一本书了。他说他写够了。”
河生看着那几行字，看了很久。他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方卫国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那间书房他去过，不大，到处堆着书，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方卫国不让他收拾，说收拾了就找不着东西了。
大暑的第八天，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卫国，照片收到了。”
“收到了就好。我老了，不好看了。头发白了，脸上的皱纹多了，像个干瘪的老头。你别看了，看了难受。”
“不难受。好看。你年轻时候好看，老了也好看。你坐在书桌前写字的样子，最好看。”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好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