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画不再飘，落笔有根了，横平竖直，筋骨分明，墨色浓淡相宜。河生把那幅字看了很久，把它挂在书房墙上，旁边是周老师送他的那幅“天道酬勤”。方卫国的字和周老师的字并排挂在一起，一个端庄，一个洒脱，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河生站在前面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方卫国老了。不是身体老，是字老了。字老了是什么意思？他说不清楚。大概是字里有了时间。笔画里藏着他走过的路、熬过的夜、等过的人。
下午，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了一些。
“卫国，字收到了。写得好。”
“练了好几年了。你说我的字丑，我就练。你说我的字没筋骨，我就练筋骨。你说我的字没灵魂，我就找灵魂。现在有灵魂了吗？”
“有了。你的字里有黄河。你的字里有黄土。你的字里有咱俩。”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河生，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你说有黄河，就是有黄河。你说有黄土，就是有黄土。你说有咱俩，就是有咱俩。我信你。”
“嗯。”
“河生，大暑了，夏天热了。”
“热了。”
“你多喝水，别中暑。你那个人，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天热不知道喝水，天冷不知道加衣服。你嫂子骂你，你听着。她不骂了，你也不听了。你那个人，谁的话都不听。”
“听你的。”
“听我的？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我说你别抽烟，你抽。我说你别喝酒，你喝。我说你别熬夜，你熬。你听过我哪一句？”
河生没有接话。
方卫国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河生，你说咱俩这辈子，值不值？”
“值。你问多少遍都是值。”
“我也觉得值。你造了航母，我写了航母。咱俩这辈子，没白活。现在溪溪也写了，电影也上映了，咱俩坐在台下一起看了。值了。”
“值了。”
大暑的第三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贴着邮票，盖着老家的邮戳。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张信纸。照片上是枣树，枝头的小枣又大了一圈，青青的，硬邦邦的，有些已经开始泛红了，在深绿色的叶子中间像一颗颗红绿相间的宝石。大哥站在枣树下，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笑得很开心。他的牙齿又掉了一颗，门牙旁边的黑洞还在，可他笑得更开了，一点都不遮掩。
信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河生，枣红了。你啥时候回来？枣红了，你也该回来了。”
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大哥不识字，这信是请人代写的。可那些话，是大哥自己的。大哥不会说“枣红了”这样的话，大哥只会说“能吃”。可代写的人替他说了，说得比他自己还好。河生把照片放在书桌上，压在玻璃板底下。每天都能看到，每天都能看到大哥站在枣树下的样子。
晚上，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哥，枣红了？”“红了。你啥时候回来？”“等天凉快了就回去。天太热了，坐车不舒服。等过了八月十五，天凉快了，我就回去。”“好。我等你。枣红了，我给你留着。”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石榴树，小小的果子又大了一圈，青青的，泛着红晕。大暑快过完了，立秋快来了。夏天快过完了，可他心里还是热的。
大暑的第四天，河生去了一趟研究院。第六艘航母的舾装进度很快，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九十。巨大的船坞里，工人们在安装各种设备和系统，电焊的火花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河生站在船坞边上看着那艘巨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船坞的情景。那时候他三十岁，年轻气盛，什么都不怕。现在他五十七岁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身体差了。可他站在船坞边上，心里还是和三十岁时一样。
“陈总，您来了。”李晓阳从船坞那边走过来。
“来了。舾装进度怎么样？”
“完成了百分之九十。下个月能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动力系统联调结束了，数据全部达标。电气系统也快了，电缆敷设全部完成了。通信系统那套新设备已经交付部队，培训也结束了。”
“质量呢？”
“您放心，每一个设备都做过测试了，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好。”
从船厂出来，天已经快黑了。河生开着车，收音机开着，放着一首老歌。他跟着哼了几句，还是走调。
大暑的第五天，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不是清明，不是忌日，他就是想去看看。大暑了，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墓地在青浦，坐地铁换公交，将近两个小时。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一瓶矿泉水、一块抹布。包带已经磨得起毛了，他也没换。天太热了，他出门前灌了一大壶凉茶，灌的时候洒了一些在灶台上，林雨燕拿抹布擦了，没说他。
墓碑还是老样子，黑色的大理石，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的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