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业都已经去世了。）
贾芬与莲清的个性不一样，她有个聪明的脑袋，口才又了得，所以与她聊天得聚齐十二分的精神，不然就会让她的唇枪舌剑打中。她是插队两年后，也开始在长岭小学当老师的，所以我们的话题会更多放在教学与课文的内容上。
我说自己平时喜欢写作，她调皮地说起他们队有个南昌知青，也经常写，写的诗是什么：被“黄鸡婆”咬出血，又痛又痒难熬煎……
“黄鸡婆”是一种小虫，不知道是不是人们常说的“小咬”。夏秋时节，你在山溪水边多待一会儿，尤其是洗衣物，就会被它叮咬。这种小虫比蚊子小，但是咬人却凶狠多了，一开始让人痒得钻心，可一抓又痛得不行，非常难受。
她不信任地看看我，“你不会也是写些‘黄鸡婆’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的问题，就拿出我的习作，给她看看我那些虽然稚嫩，但好像还不会归入“黄鸡婆”之类吧？
她看了后，半天才说了一句，“比‘黄鸡婆’好一点。”
我总算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贾芬后来也读了大学，当了大学里的老师。我常想，她那黄蜂似的“刺”，一定会让所有“黄鸡婆”立马消失！
我现在可是“奋不顾身”地又拿起笔，用自己还是幼稚的雕虫小技，写起了比“黄鸡婆”好一点的文章……）
很快，学校又开学了。大队安排了杞树村下放干部，老沈的准媳妇——褚怀君老师来我们学校，于是，初中的数理化有老师了。
同时，她的出现，也可以说是我的思想意识上，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导师。
她是南昌65届高中生，但是她的年纪与男汪老师一样，也就是说，她与66届高中生是同年的。她六岁不到就进学校读书，是一个早慧的天才。
可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考大学时，她非常难过，说她这辈子已经不想这件事了，并且，对于政治方面的进步就更不敢想，她说这一生，就做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吧。
她没有让我那个吃惊又好奇的表情持续很久，就告诉了我她的身世。
她的母亲是上海人，因年轻漂亮，被一个国民党的大官相中。
在解放军南下，上海解放时，她母亲被那个军官带到了南昌，诞下了一个女儿，就是褚老师。谁知，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过来，那个军官即刻丢下了她们娘儿俩，自己一个人逃走了，是否去了台湾也不清楚，反正他消失了。
褚老师的母亲在解放后，与一个工程师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弟弟。谁知，在填家庭情况表时，她的妈妈实在太老实，给她填了那个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而两个弟弟的父亲却是那个工程师。就这样，在那个“血统论”占了上风的时期，哪怕褚老师得了南昌市当届高考第一名，还是被定性为不可录取。
我听了很气愤，立马拍案，怒发冲冠！这是什么逻辑！在她只有几个月时，父亲就离开了，连他的模样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孩子，哪里还有父亲的印象，更不用说烙印？竟然可以把这样的账算到了孩子的头上，真冤呀！再则，如果是我，一个笨笨傻傻的人，倒也罢了，可她是个人才，就这么浪费了吗？！
她却对我说，“别生气，我已经想通了，早已走出了那个愤愤不平的感觉。”
我与她在一起的两个学期，没有一分钟是空白的，她会精炼地把握时间，做事情不拖泥带水，也不枝不蔓，工作、学习、生活都有分寸，真是我的一个亦师亦友的导师。哪怕后来过了几十年，我也总是感恩上苍，让我有机会接近了一个天才级人物，虽然那个时期的社会没有用她，但她确实是个灵魂高雅，思想卓越，并有各方面才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