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了，我早就想认识你，可只有在春节才会有点吃的东西。”
我很惊讶，她这么懂事，交往朋友还要有东西请客？
我忍不住问她：“我怎么以前没有见过你？”心里其实还有一句，是我的好奇心，忍了半天才没有问出口：你怎么会与叔叔住在一起？
她轻轻叹了口气说：“说来话长呀！”
我们一边吃着她做的汤，还蛮可口的，一边就听她给我讲起了她的生世。她平平淡淡地述说着，可我却眼泪听出来了，为她心酸，为她痛苦，为她担忧……
她只有十几个月就被送给了养父母，在大约五六岁时，养父得病死了，养母告诉了她真情：她是个领养的孩子。养母希望能尽快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回去。可是，知道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养母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因身子弱就一直没有工作。为了可以活下去，她为小苏宏找了一个能够给她们娘俩活命的“叔”——南昌的习俗，一般把继父称为叔，可对于楚虹来说，那是“继叔”。终于她们可以有一口饭吃了。然而好景不长，她的“叔”给人按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们一家就被下放了。楚虹只有十二岁多一点，就已经跟着父母来到了仰山库前村。
谁知，她那善良的养母病了，病得很重，ZG癌。她就陪着母亲到处求医，小小年纪的她，一直服侍着母亲。她们三年多就是四处看病，用完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积蓄，和下放的安置费，可还是没有保住她母亲的命。她的养母最后留给楚虹的是一笔欠款，一个也已经卧床不起的叔。
只有十六岁的她，必须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她的叔虽然老单位每个月会给他一点补助，好像是十二块钱，但是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买药治疗他的肺气肿，现在天天咳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两个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就只好相依为命，并将就住在这么一个破屋里，是一间老俵废弃的灶间。
我已经泣不成声，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命苦的人，我那里还咽得下她的一点点过年的食物。
我说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回去一下。”话音未落，就飞奔去了自己的房间。
可怜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床底下还剩一块固本肥皂，我一直舍不得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用草木灰的水来洗衣服，才留着最后一块的。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一下，就带着它飞奔回去。
她很高兴，但还是说，我不能要。我怎么样也硬要她收下。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很为难地开口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