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设各种苛捐杂税、杂项摊派，肆意盘剥百姓。天成元年（926年）四月，李嗣源登基之初，颁布的第一批新政诏书，便聚焦民生减负：正式下诏全面免征粮食损耗税，统一规范全国税收名目，明文禁止各级官吏滥征捐税、私自摊派。同时严令全国各道节度使、防御使、刺史等地方军政长官，不得私自向百姓科敛钱粮、摊派徭役，不得刁难、阻挠商旅通行，保障民间商贸流通与百姓生计。
对于前朝积欠赋税，李嗣源以宽政安民、休养生息为核心，大规模减免积欠。同光末年，朝政混乱、连年战乱、天灾频发，全国各道州府民生困顿、税源枯竭，累计拖欠朝廷租税高达二百余万贯，百姓无力补缴、官府无从征收，成为沉重的民生枷锁。天成二年（927年），李嗣源采纳枢密使安重诲的奏请，下旨全面赦免天下积欠赋税，将诸道州府拖欠的同光三年全部租税，以及天成元年（即同光四年）未缴完的夏税，尽数放免、一笔勾销，彻底卸下百姓数十年的赋税重担，极大安抚了民心。
为盘活民间经济、宽松民生业态，李嗣源开放国家专营禁令、让利百姓。五代之初沿袭晚唐制度，推行严格的曲禁、铁禁，酒曲酿造、铁器铸造全部归国家专营垄断，民间百姓不得私自制作、铸造，百姓酿酒、打造农具杂物必须高价向官府购买，官府借此垄断牟利、压榨民间利润，严重制约民间手工业、民生经济发展。李嗣源体察民生疾苦、洞悉行业弊端，逐步放开专营管控：天成三年（928年）率先解除酒曲禁令，允许民间百姓自行制曲酿酒；长兴二年（931年）再解铁禁，准许民间自由铸造铁质农具、日用杂器。朝廷仅收取极低的行业赋税，初始每亩征收酒曲税五文，后体恤民生再度降至三文，农具税每亩仅征一文五分，极大释放了民间经济活力，让百姓得以自主经营、增收致富。
针对民间高利贷盘剥、贫民负债破产的社会乱象，李嗣源专门出台律法予以限制规范。五代乱世，民间高利贷横行，豪强富户放债取利、层层盘剥，贫民一旦借贷，便深陷利滚利的债务深渊，往往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民生惨剧频发。李嗣源颁布明文法令，划定民间借贷利率红线：债主收取利息，累计数额达到本金全额时，必须停止计息，仅可收回原本本金，不得继续复利盘剥；若利息累计数额已经达到本金两倍，本利全部作废，债主不得再追索分毫。这一法令有效遏制了高利贷恶性盘剥，保护了底层贫民的基本生存权益，极大稳定了社会秩序。
在军政整治、根除骄兵藩患方面，李嗣源手段铁血、收效显著。魏博军镇自晚唐以来便是天下骄兵之首，士卒桀骜不驯、悍勇跋扈，世代世袭、抱团割据，屡次发动兵变、胁迫主帅、叛乱割据，是困扰唐、梁、晋三代的百年藩镇顽疾，历代统治者皆无力彻底根除。天成二年（927年），李嗣源命魏州军校龙晊，统领奉节等九指挥共计三千五百名魏博精兵，北上戍守卢台军，防御契丹南侵。不料龙晊与麾下骄兵积性难改，在卢台驻地悍然发动哗变，斩杀朝廷任命的副招讨使乌震，公然叛乱、对抗朝廷。李嗣源迅速调遣精锐官军镇压叛乱，兵变很快平定。为彻底根除魏博骄兵百年祸乱、杜绝后患，李嗣源下旨严惩乱军，将参与叛乱的三千五百名士卒全部诛杀，同时清查其留守魏州的家属，共计万余人尽数处斩。经此铁血清算，自晚唐以来桀骜不驯、屡叛不止的魏博骄兵势力被彻底铲除，百年藩镇顽疾一朝肃清，中原腹地的军政秩序彻底稳固。
为收归地方军政大权、强化中央集权，杜绝藩镇私授官职、割据自重，李嗣源完善人事任免制度。长兴元年（930年），朝廷正式颁布诏命，明文规定：全国各道防御使、团练使、州刺史、行军司马、节度副使等所有地方核心军政官职，一律由朝廷统一任命授予，严禁各道藩镇私自举荐、擅自任免属官，彻底斩断了藩镇培植私人势力、割据一方的制度根基，极大强化了中央皇权，终结了五代藩镇擅权的乱象。
在禁军军事制度改革上，李嗣源整合军制、规整编制、强化禁军战力。天成二年（927年），他破格擢升石敬瑭为汴州节度使，同时兼任六军诸卫副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开启军制整合改革，将唐代沿袭而来的禁卫六军旧体系，与五代新兴的侍卫亲军体系逐步融合统一，理顺禁军指挥体系，强化中央禁军的统辖权与战斗力。长兴三年（932年），他再度整编禁军队伍，将神捷、神威、雄武、广捷等多支杂牌禁军，统一改编为左右羽林军，规整为四军四十指挥的标准化编制，每军设置都指挥使一员专职统辖，禁军编制自此规整统一、权责清晰，中央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巩固。
李嗣源执政前期励精图治、勤政爱民、整肃朝纲、革新弊政，造就五代难得的小康治世，但其晚年心性大变、猜忌日重、屡施弊政，为王朝覆灭埋下深重隐患，成为其一生最大缺憾。晚年的李嗣源年事已高、心智昏聩，生性多疑猜忌，对朝中功臣、肱骨大臣心存戒备，动辄猜忌生疑、无端杀戮重臣。其中最为致命的失误，便是接连诛杀两朝重臣——宰相任圜、枢密使安重诲。
任圜清正耿直、才干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