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
他没说话。抱得更紧了。
旁边的人不再看他们了。拍照的人也把手机放下了。有人转过身去擦眼泪，有人低着头搬行李，有人假装在打电话。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落在他们的头发上、肩膀上、手背上。
口罩遮不住眉眼的坚定，防护服裹不住心中的滚烫。他们并肩而立的身影，便是这世间最美的模样。一身白衣承使命，两颗初心共前行。
她从他怀里抬起头，看着他的脸。他老了。比她上次见他——其实也就是十几天前——又老了一些。眼角的皱纹多了两条，像是有人拿刀尖在他眼角轻轻划了一下。嘴唇干裂了，裂口上结着褐色的血痂。左脸上有一道红色的压痕，从鼻梁一直延伸到耳朵——是N95口罩勒的。压痕的边缘有一点发白，中间是深红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她伸出手，摸了摸那道压痕。手指很轻，轻到像是怕碰碎了什么。
“疼吗？”
“不疼。”他说。
“你骗我。”
他笑了。那种笑她很熟悉——嘴角往上弯，眼睛却不弯。三十一年了，他每次这样笑的时候，她就知道他在骗她。
“你怎么不在医院？”她问。
“请了两个小时假。”
“医院能放你出来？”
“我跟他们说，我老婆来了。”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大声，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喉咙里冲出来，拦都拦不住。旁边的人被她的笑声吸引，纷纷看过来。她不管。她笑得弯下了腰，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走吧。”她说。
“去哪儿？”
“去医院。”
“你刚到——”
“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探亲的。”
他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化妆，眉毛淡淡的，嘴唇有一点干，起了皮。她的头发短短的，被雨淋湿了，贴在额头上。她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灯被打开的亮，是灰烬里还有一颗火星被吹了一下的亮。
“好。”他说。
下午，他们一起去了医院。
王淑芬被分到了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和李明远支援的医院不在同一个院区。两个院区相隔四十分钟车程——在正常时期是二十分钟，但疫情期间，路上要过三道检查站，每一道都要测体温、查证件、登记信息。
“四十分钟。”她在车上念叨了一遍。“不算远。”
“嗯。”他说。
“比哈尔滨到牡丹江近多了。”
“嗯。”
“四百公里和四十公里。”
“嗯。”
她转头看着他。“你能不能多说一个字？”
“好。”他说。
她瞪了他一眼。他笑了。笑得很短，嘴角刚弯起来就收回去了，像是怕笑容会消耗掉他攒了很久的力气。
车停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门口。她下了车，他帮她把行李箱拎下来。行李箱的轮子磕在马路牙子上，发出咯噔一声。
“那我进去了。”她说。
“嗯。”
“你回去吧。ICU不能离人。”
“嗯。”
“记得吃药。”
“你也是。”
她转身往医院大门走去。走了三步，停下来，转过身。
“老李。”
“嗯？”
“晚上给我打电话。”
“好。”
她又走了三步，又停下来，又转过身。
“不是发消息。是打电话。我要听到你的声音。”
“好。”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隔着四步的距离，隔着一层细细密密的雨幕。她的红色羽绒服被雨淋湿了，颜色变深了一些，从大红变成了暗红，像一团被水浇过的火，还在烧，只是不那么旺了。
“走了。”她说。
转身。这次没有停。
王淑芬走进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厅，第一眼看到的不是预检分诊台，不是地上贴着的“一米线”标识，不是墙上挂着的疫情防控流程图，不是空气里弥漫的消毒水味道。
是混乱。
不是那种无序的混乱。是一种被强行改造过的、将就着用的、到处都在凑合的混乱。走廊里堆着成箱的物资，箱子摞着箱子，垒得像一座山。纸箱上印着各种字样——“医用防护服”“GB19082-2009”“灭菌批次20200115”。有人蹲在纸箱旁边，用记号笔在箱子上写编号。笔尖摩擦纸箱的声音，吱吱的，像老鼠在啃木头。
她往里走。
发热门诊的门口排着队。不是一排，是好几排，歪歪扭扭的，像一条被截成几段的蚯蚓。排队的人戴着口罩，有的戴着两层，有的戴着一层棉布口罩——那种口罩根本挡不住病毒，但他们没有别的。有人蹲在地上，有人靠在墙上，有人坐在自己的包上。没有人说话。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