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围着他转了一圈，目光从他的头顶移到脚尖，又从脚尖移回头顶。她伸手摸了摸他防护服的接缝处，检查有没有破损。她把他护目镜的松紧带又调紧了一格。她把他手套和防护服袖口的交接处用胶带又封了一道。
“好了。”她说。
李明远点了点头。然后他意识到，戴着两层口罩和面屏，点头这个动作几乎看不出来。
“李主任。”刘芳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她站在他面前，护目镜后面的眼睛看着他。她的眼睛不大，单眼皮，眼角有一点往上挑。眼睛里全是血丝——不是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是长期的、累积的、像墙角的裂纹一样的血丝。“您心脏不好？”
他愣了一下。
“名单上有写。”她说。“每个人的既往病史都写了。”
他没说话。
“我们这层的ICU，有十七张床。满的。走廊里还加了五张。”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病历。“工作量很大。防护服一穿就是六个小时。中间不能上厕所，不能喝水。脱下来的时候，里面的衣服能拧出水。您——”
“我知道。”他说。
她看着他。
“我干了三十一年骨科，对重症也很熟悉。”他说，“我知道什么情况。”
他没说的是——他的心脏里装着一根支架。支架是不锈钢的，长度十八毫米，直径三毫米。去年十月份刚复查过，医生说左心室射血分数偏低，让他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他把复查报告塞进抽屉最里面，没告诉王淑芬。
他没说的是——他从哈尔滨出发前，偷偷去了一趟医院。不是去开会，是去做心电图。心电图室的年轻医生看了波形图，说李主任您的ST段有点压低，要不要做个动态心电图。他说不用。拿了报告就走了。报告现在在他行李箱的最底层，压在一叠换洗衣服下面。
他没说的是——他怕。怕的不是死。是死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是死在还没把三十个人全部带回去之前。
“那您进去吧。”刘芳说。她往旁边让了一步。
ICU的门在走廊尽头。
那扇门是铅灰色的，很重，要用全身的力气才能推开。门上有一个圆形的观察窗，玻璃是磨砂的，看不太清里面。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子在晃动——白色的影子，绿色的影子，监护仪屏幕上跳动的红色数字。
李明远把手放在门上。
掌心贴着门板。门板是凉的。隔着两层手套，那种凉意被削弱了很多，但还是能感觉到。像把手放在冰面上，隔着一条毛巾。
他推开了门。
ICU里面，灯是永远亮着的。
不是因为需要光。是因为这里面的人需要知道，黑夜和白天还是有区别的。灯亮着，就是白天。灯关了——其实灯从来不会关。
十七张床。十七个人。
第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无创呼吸机。面罩扣在她的口鼻上，透明的塑料面罩里全是雾气，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她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监护仪的冷光下投出两道淡淡的影子。床头柜上放着一部手机，手机屏幕亮着，显示着一个未接来电。来电人的备注名是“老公”。手机旁边放着一个保温杯，杯盖上贴着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妈，多喝水。我们等你回家。字迹很稚嫩，像小学生写的。最后一个“家”字的宝盖头写得很大，把下面的“豕”字整个包住了。
第二张床。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插管。气管插管从他的嘴里伸出来，用胶带固定在脸颊上。胶带是肤色的，贴在他花白的胡茬上，边缘有一点翘起来了。他的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云。他盯着那片云，一动不动。监护仪上的数字在跳——心率九十二，血氧九十四，血压一百三十一/八十五。
第三张床。一个女人。年龄看不出来。脸上全是管子——气管插管、胃管、深静脉置管。管子的颜色各不相同——透明的、淡黄色的、深蓝色的。它们从她的嘴里、鼻子里、脖子里伸出来，连接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上。呼吸机在床尾，像一台老式的缝纫机，活塞一起一落，发出嘶——嘭、嘶——嘭的声音。输液泵挂在床头的架子上，一共六个。六个输液泵同时工作，每一个的屏幕上都有一个数字在跳。药液顺着透明的管子往下流，一滴一滴的，滴进她的血管里。
第四张床。第五张。第六张。
李明远一张床一张床地走过去。
他走得很慢。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穿着防护服走路本身就很难。鞋套在地面上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护目镜上的雾气越来越重，视野变成了一块模糊的白色。他只能从雾气的缝隙里往外看——那些缝隙很窄，像一道一道的裂缝。从裂缝里看出去，世界是碎的。碎成一块一块的人，一块一块的床，一块一块的监护仪屏幕。
他在第三张床前面停下来。
这是那个脸上全是管子的女人。她的病历卡挂在床尾。姓名：张秀兰。年龄：五十二岁。入院日期：一月二十日。诊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