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现代文学课。阶梯教室101。教授今天讲的是沈从文的《边城》。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边城”两个字，粉笔在黑板上发出尖锐的声响。“《边城》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一个女孩，翠翠，和一个男孩，傩送。他们互相喜欢。但没有人说出来。傩送要过河，翠翠在河边等。傩送过了河，翠翠还在等。傩送没有再回来。翠翠等了一辈子。沈从文没有写翠翠等到了没有。他只写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教授说到这里停下来，目光扫过整个教室。“你们觉得翠翠傻不傻？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的人。等一辈子。值不值得？”
教室里没有人回答。教授自己回答了。“沈从文没有说值不值得。他只说——她愿意。她愿意等。愿意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不需要结果。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明天回来’。‘愿意’就够了。”
邱莹莹的笔在纸面上停了。“愿意就够了。”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五个字，然后在下面写了一行很小的字：“蔡思达愿意等。等一个不记得他的人。等三百七十七天。等更久。他愿意。我也愿意。我愿意记得他。愿意每天重新记得他。愿意写一百篇关于他的文章。愿意在每一个路口画箭头。愿意在梦里想他老了的样子。这些都很难。但我愿意。”
下课之后，邱莹莹没有去图书馆。她去了器材楼。一个人。她推开那扇生锈的铁门，爬了四十八级台阶。她在每一级台阶上都停了一下，因为蔡思达的左脚会在这一级顿一下。她在替他的左脚疼。她走到楼顶，推开小铁门，阳光涌了进来。器材楼楼顶在白天和晚上完全是两个样子。晚上这里很暗，只有远处路灯的光，栏杆在夜色里像一排沉默的守卫。白天这里很亮，阳光毫无遮拦地铺满整个平台，水泥地面泛着白晃晃的光，栏杆上的铁锈在阳光下是深红色的，像干涸的血迹。
她走到栏杆旁边，靠着栏杆，看着她的窗户。从器材楼楼顶看过去，她的窗户很小，窗帘拉着——她出门的时候拉了窗帘，因为今天阳光太强，怕晒坏书桌上的笔记本。她看了大概一分钟，然后低下头，看着栏杆。栏杆上有一行字。
不是刻的，是写的。用黑色的记号笔，在铁锈上写下的。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模糊，但还能看清——“莹莹，我在看你。你也在看我吗？你不知道我在。没关系。我知道你在就够了。2019年9月2日。蔡思达。”邱莹莹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栏杆上，落在“莹莹”两个字上面。泪水渗进铁锈的缝隙里，把干涸的深红色洇成了湿润的暗红色。
九月二日。去年的今天。他在这里写下了她的名字。他在这里写下了“我在看你”。他在这里写下了“你不知道我在。没关系。”
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黑色的记号笔——她今天早上特意去买的，和他在栏杆上用的那支一样。她在“蔡思达”的下面写道：“我知道你在。我现在知道了。2019年9月20日。邱莹莹。”
写好之后她站起来，看着那行字。她的字和他的字挤在一起，工整的和歪扭的，新写的和旧写的，在锈迹斑斑的栏杆上并肩站着，像两个人一起靠着栏杆看她的窗户。
她在楼顶站了很久。风很大，她的卷发被吹得乱七八糟，呆毛翘得比平时更高。她伸出手压了压呆毛，手一松又弹回来了。她笑了一下。
她拿出手机，给蔡思达发了一条消息：“器材楼楼顶的栏杆上有一行字。你写的。我看到了。我也写了一行。在你下面。”
回复几乎是秒到的：“你爬了四十八级台阶？”
“嗯。”
“你的腿酸不酸？”
“酸。”
“脚疼不疼？”
“不疼。”
“你骗人。”
“没有。真的不疼。你在上面写了字，我就要上去看。四十八级台阶，酸也值得。脚疼也值得。什么都值得。因为你写了我的名字。你写‘莹莹’的时候，笔触是轻还是重？我摸了一下，‘莹’字的最后一笔很深。你写那一笔的时候在想我。你用力了。你用力地在写我的名字。就像我用力地在写你的名字一样。”
蔡思达没有回复。过了大概一分钟，他发了一张照片。器材楼楼顶的栏杆上，她的那行字——“我知道你在。我现在知道了。”——旁边多了一行新的字，笔迹和他的一样，但墨水是湿的，还没有完全干透，在阳光下泛着光。那行字写着：“今天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2019年9月20日。蔡思达。”他又去了。在她发消息给他之后，他从某个地方——大概在篮球场，或者图书馆——跑过来，爬了四十八级台阶，在栏杆上写下了这一行字。他的脚踝会疼。他的腿会酸。但他跑了。因为他想在她的字旁边写上他的字。他想让“2019年9月20日”变成“最开心的一天”。
邱莹莹看着那张照片，笑了。她哭过，笑过，哭笑着，在器材楼楼顶的风里站了很久。然后她走下四十八级台阶，回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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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英语课。二号楼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