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话的时候，依然亮着。
她反手握住了他的手。十指交缠。她的手很小，他的手很大，她的大拇指和他的大拇指并排放在一起，像两只在互相取暖的小动物。她能感觉到他脉搏的跳动——不是通过听，不是通过看，而是通过皮肤。他的脉搏从手腕传到她的手心，从她的手心传到她的血管，从她的血管传到她的心脏。咚、咚、咚。沉稳的，有力的，像一面在远处敲响的鼓。
她的心跳和他的心跳不一样。她的快，他的慢。但快和慢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和谐，像一首曲子里两个不同的声部，各自走着各自的路，但合在一起，就是一首完整的、好听的、让人想一直听下去的歌。
邱美兰看着两个人握在一起的手，没有说什么。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把酒杯放下，拿起公筷，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蔡家煌的碗里。碗里已经有两块了——第一块是她夹的，第二块也是她夹的。两块红烧肉在碗里并排躺着，像一对双胞胎，像两个白色马克杯，像两个人——一个叫邱莹莹，一个叫蔡家煌。
“多吃点，”邱美兰说，“你太瘦了。”
邱莹莹在旁边吸了吸鼻子，声音响得整栋楼都能听到。她松开蔡家煌的手，拿起纸巾擤了一把鼻涕，然后重新握住。她的手心和他的手心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被眼泪和鼻涕浸湿的纸巾，但那个温度没有变。还是干燥的，温暖的，像一个被太阳晒过的、柔软的面团。
晚饭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从六点十分吃到八点多，桌上的六道菜被吃得差不多了——红烧肉只剩下一块，孤零零地躺在盘子里，像一个被遗忘在沙滩上的贝壳。糖醋排骨的骨头堆成了一个小山丘，清炒时蔬的盘子见了底，凉拌黄瓜的汤汁被邱大勇用来拌了饭，番茄炒蛋的盘子被邱美兰用馒头擦得干干净净，紫菜蛋花汤被邱莹莹喝了一大半——她哭了太多次，需要补充水分。
蔡家煌带来的那瓶红酒被喝完了。邱大勇喝了三杯，邱美兰喝了两杯，邱莹莹喝了一杯，蔡家煌喝了——他喝了两杯，但邱莹莹注意到，他的两杯加起来可能还不到她爸一杯的量。他不是不能喝，而是不想喝。不想在她爸妈面前失态，不想让她担心，不想在她家的餐桌上变成一个“喝了酒就会露出另一面”的人。他想保持清醒。因为今天是一个需要被记住的日子。被记住的日子，应该保持清醒。
邱莹莹觉得自己也醉了。不是因为那杯红酒——她才喝了一杯，以她的酒量，一杯红酒连热身都算不上。她醉的是别的东西。是蔡家煌坐在她旁边、手握着她的手、手指和她的手指交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她的筷子碰到他的筷子时发出的那声清脆的、像两根骨头轻轻碰撞的声音。是他低头喝汤时，喉结的起伏。是他听她爸说话时，微微侧头的角度。是他看她时，眼睛里那盏亮着的、温暖的、像壁炉里的火焰一样的灯。
她醉了。醉得不省人事。醉得看谁都像蔡家煌——但她不用看别人，她只需要看他。他就在她旁边。她的手在他手里，她的心在他心里，她的未来在他未来的某一条路上。那条路她不知道通向哪里，但她知道他会和她一起走。握着她的手，一步一步地，像从五楼跑下来一样，不犹豫，不回头，不放弃。
八点半，蔡家煌站起来，说要走了。邱大勇和邱美兰送到门口，邱莹莹送到楼下。她穿着拖鞋，白色的棉袜踩在楼梯的水泥台阶上，凉凉的，但不冷。四月的夜晚不冷。有他在的夜晚不冷。
他们站在公寓楼门口，路灯从头顶照下来，橘黄色的光洒在两个人身上，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像一群在窃窃私语的人。远处的街角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低沉的，闷闷的，像一首曲子的低音部。
“今天谢谢你。”邱莹莹说，声音还带着哭过之后的沙哑。
“谢什么？”
“谢谢你——让我爸说‘对她好’。谢谢你——让我妈给你夹了四块红烧肉。谢谢你——坐在我旁边。谢谢你——握着我的手。谢谢你——没有松开。”
蔡家煌看着她，沉默了一秒。路灯的光落在他的脸上，把他的五官照得很清晰——浓而直的眉毛，深棕色的眼睛，挺直的鼻梁，薄而抿着的嘴唇，下颌线绷得很紧。他看着她的时候，下颌线会微微放松一些，像一根被拧紧的弦，在听到她的声音之后，慢慢地、慢慢地松开了。
“邱莹莹。”他说。
“什么？”
“你爸说‘对她好’。我说‘我会的’。你知道‘对她好’是什么意思吗？”
邱莹莹想了想：“就是——对我好？”
“不是。”蔡家煌说，“‘对她好’的意思是——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开心，就是我的开心。你的难过，就是我的难过。你的洗衣店，就是我的洗衣店。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你的红烧肉，就是我的红烧肉。你的泡泡，就是我的泡泡。”
邱莹莹的眼眶又红了。她今天流的眼泪比过去二十六年加起来都多。她的泪腺像一个被拧开的水龙头，关不上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