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得比刚才多了一些。她伸出手，用公筷又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在蔡家煌的碗里。
“好吃就多吃点，”她说，“年轻人要多吃肉，太瘦了不好看。”
邱莹莹在旁边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她妈说她“太瘦了不好看”？她妈从来都是说“你再胖下去就嫁不出去了”。今天她妈说“太瘦了不好看”——不是说给蔡家煌听的，是说给邱莹莹听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女婿可以，你不要给我搞砸了。
邱莹莹低下头，假装在喝汤，但她的耳朵红了。红得像餐桌中央那盘糖醋排骨上的糖醋汁，红得像塑料袋里那些挤在一起的草莓和车厘子，红得像她此刻快要从胸口里跳出来的心脏。
饭吃到一半，邱大勇忽然开口了。
“小蔡，”他叫了一声。小蔡。不是“蔡先生”，不是“家煌”，是“小蔡”。这个称呼从邱大勇嘴里说出来，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自然的、不刻意的亲近。像一颗被随手丢进池塘的石子，你以为它只会沉下去，但它却在沉下去的过程中，在水面上画出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蔡家煌放下筷子，看着邱大勇。
“你做什么工作的？”邱大勇问。
“金融。投资分析。”
“收入怎么样？”
“爸！”邱莹莹在桌子底下踢了她爸一脚。
邱大勇面不改色，腿被踢了也不动，像一座山。
“收入还可以。”蔡家煌说。
“还可以是多少？”
“爸！！！”邱莹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脸涨得通红。
蔡家煌看了邱莹莹一眼，然后转过头，看着邱大勇。他的目光很平静，平静到像一面没有波澜的湖水。但在那面湖水里，邱大勇看到了一样东西——不是倒影，不是折射，而是一种直接的、毫不掩饰的、像阳光一样坦荡的——诚实。
“我在深圳工作了六年，去年搬到这里。目前的收入，足够在这座城市买一套房子，养一个家。”蔡家煌说。
餐桌上的空气凝固了大概两秒钟。邱美兰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一块糖醋排骨悬在她的碗和盘子之间，像一个被按了暂停键的画面。邱大勇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他的眼睛——那双和邱莹莹一模一样的、圆圆的、亮亮的眼睛——在那一刻，微微眯了一下。
“养一个家？”邱大勇重复了这三个字，重音放在了“家”上。
“是。”蔡家煌说。
邱大勇看着他，沉默了三秒钟。然后他端起桌上的酒杯——杯子里是邱美兰刚倒的红酒，就是蔡家煌带来的那瓶——喝了一大口。酒液在杯壁上留下一道深红色的痕迹，像一道慢慢往下流的、浓稠的、带着果香和单宁涩味的眼泪。
“你爸妈呢？”邱大勇问。
“在老家。江苏。”
“他们知道莹莹吗？”
蔡家煌沉默了一秒。然后他说：“我今晚会打电话告诉他们。”
邱大勇又喝了一口酒。这次喝得少了一些，酒液在杯子里晃了晃，荡出一圈圈细密的波纹。他把酒杯放在桌上，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送进嘴里，嚼了很久。久到邱莹莹以为她爸要嚼到天荒地老。
然后邱大勇咽下了那块红烧肉，看着蔡家煌，说了一句话。
“对她好。”
三个字。不是“你要是敢欺负她我饶不了你”，不是“我女儿交给你了你要负责”，不是任何带着威胁或托付意味的、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的话。就是“对她好”。三个字，轻得像一片羽毛，重得像一座山。
蔡家煌看着邱大勇，沉默了一秒。然后他说：“我会的。”
邱莹莹的眼泪在这一刻彻底决堤了。她低下头，把脸埋在碗里，假装在喝汤，但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了汤里，把紫菜蛋花汤变成了咸菜蛋花汤。她觉得自己真没出息——从四月一号到今天，她哭了太多次了。哭电梯故障，哭蔡家煌说“我在”，哭他送奶茶，哭他写便利贴，哭他说“我喜欢你”，哭他说“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哭她爸说“对她好”。每一滴眼泪都是不同的味道——害怕的、感动的、惊喜的、确认的、安心的。但所有的眼泪加在一起，只有一个味道。甜的。比草莓啵啵还甜，比热拿铁还甜，比红烧肉还甜。
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轻轻地按在了她的手上。手指很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短很干净。手心是干燥的，温暖的，像一个被太阳晒过的、柔软的面团。那个手没有动，没有摩挲，没有握紧，就是按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像一块压在纸上的镇纸，像一颗钉在木头里的钉子，像一句不需要重复的、说了就不会改的承诺。
邱莹莹抬起头，泪眼模糊地看着蔡家煌。他正看着她，目光安安静静的，像一盏在远处亮着的灯。但那盏灯不远了。它就在她旁边。伸手就能碰到，抬眼就能看到，不需要爬九十六级台阶，不需要穿过一条街，不需要隔着五层楼的距离。它就在她旁边。在她家的餐桌上，在她爸和她妈面前，在她哭得稀里哗啦、妆花得一塌糊涂、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