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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仰光—河内
从仰光到河内，一千二百公里，飞了八个小时。他飞过缅甸的丛林，飞过泰国的稻田，飞过老挝的山脉。下面的绿色铺天盖地，浓得像抹不开的油漆。飞机在低空飞行，他能看见大象在河边洗澡，能看见水牛在田里打滚，能看见孩子们在村口冲他挥手。他也挥了挥手，虽然知道他们看不见。
河内在法国人的手里。街道上种满了梧桐树，咖啡馆里飘着面包的香味，邮筒上印着法兰西共和国的字样。他降落在一片空地上，几个法国士兵围过来，端着枪，用蹩脚的英语盘问他。他把护照递过去，指了指飞机，指了指天上。一个军官走过来，看了看，笑了。“你从意大利来？”军官问。保罗说：“是。从的里雅斯特。飞环球。”军官摇了摇头。“你疯了。”保罗说：“不是疯。是梦想。”
他在河内住了一晚。当地官员给他安排了旅馆，还送了他一箱法式面包。他吃了一根，太硬了，牙差点崩了。他把剩下的面包泡在水里，泡软了再吃。
他写信给施密特：“施密特叔叔，我到河内了。法国人开咖啡馆，但咖啡不好喝。比雅各布煮的差远了。他们不会煮。他们只会打仗。”
从河内到香港，一千公里，飞了七个小时。他飞过北部湾，下面全是水，蓝的，深的，无边无际。海面上有渔船，有帆船，有冒着黑烟的蒸汽船。船上的水手看见他的飞机，冲他挥手，他也冲他们挥手。
香港是英国人的地盘。港口里停满了军舰，灰色的，巨大的，像一座座移动的城市。他降落在一片空地上，几个英国警察跑过来，用警棍指着他，喊着听不懂的话。他举起双手，示意没有恶意。一个会说中文的翻译跑过来，问他：“你从哪里来？”保罗说：“意大利。飞环球。”翻译跟警察说了几句，警察收起了警棍，但没笑。保罗问翻译：“他们为什么不笑？”翻译说：“英国人从来不笑。”保罗说：“为什么？”翻译说：“因为笑会让帽子掉下来。”
他在香港住了一晚。旅馆在港口边上，窗外就是海。海上有船，船上有灯，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像天上的星星。他趴在窗台上，看着那些灯，心里想，雅各布如果活着，会说什么？也许会说：“灯是人的星星。人在地上，星星在天上。但都在发光。”
他写信给施密特：“施密特叔叔，我到香港了。英国人戴帽子，不笑。科恩先生说，不笑的人，不是不开心，是不想让人看到开心。我觉得他说得对。”
从香港到上海，一千二百公里，飞了整整一天。他飞过中国的南海，飞过台湾海峡，飞过福建的山。下面的房子密密麻麻，灰色的，一层一层，像蚂蚁的巢穴。田是绿的，水是黄的，人是黑的。他看不见人的脸，但他知道，他们在看他。飞机在天上，像一只鸟，一只巨大的、不会叫的鸟。
上海比他想象的更大。楼很高，人很多，车很快。有中国人的地方，有英国人的地方，有法国人的地方，还有美国人的地方。街上写着不同的文字，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做着不同的生意。他降落在一片空地上——不是空地，是跑马场，一匹正在训练的马被他吓跑了，骑手气得骂人。他说了对不起，骑手听不懂，继续骂。他笑了笑，把飞机停在跑马场的边缘。
一个中国商人走过来，会说英语，问他：“你从哪来？”保罗说：“意大利。”商人说：“意大利？你认识墨索里尼？”保罗说：“不认识。我认识雅各布。”商人说：“雅各布是谁？”保罗说：“煮咖啡的。”商人笑了。“煮咖啡的？你飞环球，是为了煮咖啡？”保罗说：“不。是为了喝咖啡。喝完了，继续飞。”
他在上海住了一晚。商人在南京路上给他开了一个房间，很大，很贵，他睡不惯。他把被子搬到地板上，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继续飞。
他写信给施密特：“施密特叔叔，我到上海了。中国人很多。比欧洲人多。他们不喝咖啡，喝茶。茶也苦，但苦法不一样。咖啡的苦是香的，茶的苦是涩的。雅各布说，苦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从上海到东京，两千公里，飞了十五个小时。他飞过东海，下面全是水，灰色的，浪很大。他的飞机上下颠簸，他握紧方向盘，咬着牙，不敢松手。浪花溅到飞机的肚皮上，蒙布湿了，他怕蒙布破了，但没破，只是湿了。风干了之后，又硬了。
东京在他的脚下展开，密密麻麻的房子一直铺到天边，灰色的，褐色的，看不清楚。他找了一片空地——不是空地，是皇宫的草坪。几个穿黑色制服的侍卫冲过来，喊着日语，用刺刀指着他的脸。他举起双手，笑了。“我不是坏人。我是飞环球的人。”侍卫听不懂，继续喊。一个会说英语的官员跑过来，看了看他的护照，看了看他的飞机，皱了皱眉。“你不能停在这里。这里是皇宫。”保罗说：“那停哪？”官员指了指远处的一片高地。“那里。明治神宫外苑。”
他把飞机停在高地上，几个日本学生跑过来，好奇地摸着飞机的蒙布，用蹩脚的英语问东问西。他能听懂一些，比如“从哪里来”“飞了多久”“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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