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老孙，来到了华强北的一处旧厂房区。
这里还没有变成后世那个著名的电子第一街，现在只是一片搭着各种棚子的露天市场。
市场上人头攒动，操着各种方言的商贩在讨价还价。地上的积水混合着烂菜叶和包装纸，空气中弥漫着防锈油、劣质塑料和汗水的混合气味。
老孙轻车熟路地带着黑子走到一个摊位前。摊主是个操着广东口音的干瘦男人，面前摆着几个普通的硬纸箱子。
“老刘，上回说好的那批电子表散件，到了没？”老孙递过去一根烟。
干瘦男人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道：“到了，刚从沙头角那边过来的。一百套，你要的话，一套五块钱拿走。不还价。”
老孙咬了咬牙，转头对赵黑子说：“黑子，敢不敢干一票？把你那六百块钱拿出来，我这有四百。咱们合伙把这批货盘下来！”
赵黑子摸了摸胸口的钱卷，那可是他扛了一年半大包、每天在粉尘和烈日下透支体力才攒下的血汗钱。
他看着老孙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又看了看周围那些衣着光鲜、大声谈笑着生意的倒爷。有些人明明几天前还和他一样在码头上扛包，现在却抽着带过滤嘴的洋烟，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电子表。
他咬了咬牙。在这片土地上，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干！”赵黑子掏出了钱，手微微有些发抖。
干瘦男人收了钱，清点无误后，把一个沉甸甸的纸箱子推给了他们。
回到出租屋，赵黑子和老孙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箱子。
里面是一大堆电子表的液晶屏幕、电路板、表壳、表带和纽扣电池。这些散件没有任何包装，就这么杂乱地堆放在一起。
两人连夜开始组装。木板床上铺着一张旧报纸，昏黄的白炽灯悬挂在头顶。
虽然没有专门的工具，只有一把小号的十字螺丝刀和一把用来夹取细小零件的医用镊子，但这种早期的电子表结构非常简单。他们凭借着在老家修农具练出的手艺，小心翼翼地把微小的电路板卡进塑料表壳，把液晶屏对准触点，一个个地把电池装进去，最后扣上后盖。
赵黑子拿着镊子的手在出汗。这些零件太小了，稍不用力就会滑落，用力过大又怕把脆弱的液晶屏捏碎。
当看着第一块电子表在屏幕上跳动出红色的数字时，赵黑子的呼吸都停滞了。
在内地，这样一块能看时间、还能发光的电子表，放在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标价至少要三十块钱，而且还要凭工业券才能买到，往往是有价无市。
“明天，我就把这批表带回老家。”老孙把组装好的电子表小心翼翼地包在几件旧衣服里，塞进一个破旧的帆布旅行包。
一周后，老孙从豫北老家回来了。
他一进门，就反锁上出租屋的木门，把那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扔在床上。
拉开拉链。
里面全是一沓沓十元面值的大团结。
“黑子，全卖光了！二十五块钱一块，那些煤矿上的工人抢着要！连讲价的都没有！”老孙激动得满脸通红，声音都在发颤。
扣除成本和路费，这一趟，他们净赚了一千五百多块钱。
赵黑子看着床上的那堆钱，大脑一片空白。
他扛一天大包，累死累活，骨头快要散架才挣八块钱。而老孙回去一趟，几天时间，就挣了他干两年才能挣到的钱。
这就是特区第一桶金的魅力。它粗暴、直接，完全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纯粹依靠着物资的短缺和地域间的巨大价格剪刀差。
在这个疯狂的年代，只要你有胆量，有路子，敢于跨过那道无形的政策边界，财富就会像潮水一样向你涌来。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简易板房区里传开。越来越多的打工仔放下了手里的铁锹、麻袋和瓦刀，加入了倒爷的行列。
从电子表、计算器，到后来的收录机、彩色电视机，甚至走私的汽车摩托车。鹏城的街头，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夜暴富的神话。
原本设立用来加工出口商品的工厂，招不到足够的工人，因为工人们发现倒卖一件电器的利润，比在流水线上踩一个月缝纫机还要高。大量的免税进口材料，没有变成出口创汇的商品，反而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被源源不断地倒卖回了内陆省份。
这种野蛮生长的背后，必然伴随着宏观经济秩序的失控。
十一月中旬。西京政务院，经济规划局第一会议室。
叶清璇看着手里的全国商业系统运行报告。
“特区的走私和倒卖现象，已经不再是疥癣之疾，而是开始动摇我们的内需工业底盘了。”叶清璇将报告递给坐在主位的李枭。
“根据海关总署和商业部的联合统计。今年前三个季度，从鹏城非法流入内地的免税商品和走私电器，总价值超过了三十亿元。”
叶清璇翻开几张各地国营商场拍来的照片。
“这些商品原本是国家给予特区用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