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市重型机械厂的大门前。
几名工人搭起高高的脚手架。他们动用乙炔切割机，将那块悬挂了十几年的、生满铁锈且沉重无比的西北重型机械总厂铁皮牌子费力地拆卸下来。
这块牌子曾见证了无数辆坦克和火炮的下线。
随后，一块崭新的、由黄铜铸造、表面经过抛光防氧化处理的牌匾被稳稳地安装上去。
阳光照在上面，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上面的字迹变成了规整有力的魏碑体——华夏第一重型机械制造厂。
在市中心的金融街。
西北中央银行那块带有强烈战时统制色彩的招牌，也被更为庄重、宏大的华夏人民银行所取代。
每一个字的改变，都代表着行政管理体系从战时粗放型向现代国家精密型的过渡。
在这个过程中，最让普通民众感受到切身变化、也最为庞大的一项工程，是第一代全国统一身份证的换发。
在此之前，大西北的户籍管理主要依靠纸质的户口簿和战时发放的各种颜色不同的通行证、暂住证。这些纸片不仅容易损坏，而且防伪性能极差。
一月十日。西京市莲湖区的一家基层派出所门前，排起了长长但井然有序的队伍。
队伍中，五十多岁的国营纺织厂老职工赵大妈，身上穿着厚实的蓝色对襟棉袄，手里紧紧捏着一本边角已经磨损起毛的旧式户口簿和居委会开具的证明信。
赵大妈的丈夫在早年的中原战役中牺牲了，她一个人在纺织厂拉扯大了一儿一女。女儿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南方的化工厂支援建设。
“老李啊，你说这新身份证到底长啥样？是不是跟以前那个过桥用的通行证一样，盖个红戳就完事了？”赵大妈对着排在前面的邻居老李问道。
老李是钢铁厂的八级钳工，他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哈了一口白气，笑着说：
“赵姐，您这消息可落后了。我听厂里的保卫科干部说了，这新发下来的身份证，那是高科技。不是那种随便找个刻萝卜章的就能造假的纸片。”
老李比划着大小。
“听说外面是用一层叫什么聚酯薄膜的透明硬塑料给压死的。防水、防油、防伪造。上面还要印上咱们本人的黑白照片呢。掉水里捞出来擦干了照样用。”
队伍慢慢向前移动，轮到赵大妈了。
她走进派出所的照相室。一台笨重的海鸥牌双反相机架在三脚架上。房间里亮着刺眼的摄影灯。
“大妈，您坐在这个圆凳上。身子坐直，看着前面的镜头，别紧张，稍微带点笑模样。”负责照相的年轻民警耐心地指导着。
赵大妈有些局促地扯了扯棉袄的下摆，端正了坐姿。
“咔嚓”一声轻响，伴随着镁光灯的闪烁。
几天后，赵大妈再次来到派出所的窗口。
当民警核对完资料，将一张硬挺的卡片递到她手里时，赵大妈的眼神里充满了新奇。
那是一张大小如同扑克牌的证件。
正面，印着华夏共和国的国徽。底纹采用了极其复杂的鲜艳网状防伪线条，这种印刷技术在民用领域极为罕见，主要用于印钞厂。
左侧是她那张清晰的黑白免冠照片。右侧则用规整的仿宋字体，通过打字机打印着她的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
最下方，是一长串由十五位数字组成的唯一身份识别码。
整张纸质内芯，被一层经过高温塑封机紧紧压合的透明聚酯塑料薄膜严密地包裹在里面。无论边缘还是表面，都摸不到任何缝隙。
赵大妈用粗糙的手指反复摩挲着这张光滑、硬挺的证件，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和归属感。
在旧时代，平民的身份证明往往只是一张容易受潮损坏的薄纸。一旦遇到大雨或者火灾丢失，人就会沦为没有身份的黑户，甚至连买粮买布的资格都没有。
而这张塑封的身份证，不仅代表着她作为一名华夏公民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合法权益。更在细微之处，体现了国家在行政管理精细化、高分子化工塑料以及精密印刷技术上的长足进步。
“有了这个小硬卡片。”赵大妈把身份证小心翼翼地贴身装进内衣口袋里，脸上笑开了花。
“以后买火车票去南方看闺女，住招待所，再也不用带着那一大本破旧的户口簿到处盖章了。”
在城市的另一端，西京大学的校园内，则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如果说老一辈人在更名中感受到的是安稳和回忆，那么新一代的青年，感受到的则是纯粹的骄傲与对未来的狂热。
西京大学的大操场上。
积雪被学生们自发地清扫干净，堆在操场边缘。
晚上八点。为了庆祝国号的正式确立，学生会组织了一场盛大的露天篝火晚会。
巨大的篝火在操场中央燃烧，火苗窜起几米高，将周围照得通红。
成百上千的大学生围在火堆旁。他们穿着款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