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药，可没有用。他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他死了。死在她还来不及为他织完那匹布的那个春天。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织布上，放在了诗上。布是她唯一的寄托，诗是她唯一的伴侣。她每天在心远楼里，织一匹又一匹的布。她织布，织那些“织得回文锦字新”的布。她的布，越来越密，越来越白，越来越不像布，像她这个人——密，白，孤，冷。她用线越来越细，用梭越来越慢，线细到几乎看不见，梭慢到几乎不动。她不是在织布，她是在哭。把哭织成布，把泪化成线，把疼凝成布上的那一点一点的、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纹。
她织了一匹布，织了三年。三年里，她织了拆，拆了织，织了又拆，拆了又织。她织了无数遍，拆了无数遍，拆到线都断了，织到梭都秃了，拆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织不完了；她怕织不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织到最后，只剩下一匹素白的布，白得像雪，像月，像她年轻时嫁衣上的那一片白。她把布挂在墙上，看着它，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取下来，叠好，放在箱子里。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布都黄了，看到线都松了，看到纹都模糊了。那些纹，是她用命织的。她舍不得丢。
她写了一首《织布》，诗里有一句：
“织得回文锦字新，锦江水暖锦城春。锦城春色无人见，只有青天月一轮。”
织得回文锦字新——她织了一匹回文锦，字是新绣的。锦江水暖锦城春——锦江的水暖了，锦城的春来了。锦城春色无人见——锦城的春色，没有人看见。只有青天月一轮——只有青天上的一轮明月。她写的是布，也是她自己。她的布织好了，可没有人看见；她的春来了，可没有人知道；她的诗写成了，可没有人读。她不怕没有人读，怕的是读了以后没有人懂；她不怕没有人懂，怕的是懂了以后没有人记得。她不怕没有人记得，怕的是记得了，那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个人不在了，她还在。她活着，她织布，她写诗，她等着那匹布织完的那一天。那一天，布织完了，他回来了。他站在布前，看着那些回文锦字，说：“明霞，你又瘦了。”她哭了。她哭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你回来了。我等了你一辈子。”他说：“我回来了。不会再走了。”她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她说：“好。不走就好。”
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她死了。死在那匹布还没有织完的时候，死在他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死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江南烟雨里。可她还在等。不是因为她傻，是因为她不能不等。等，是她唯一的信仰。不等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晚年，是在心远楼里度过的。心远楼，是她自己取的名字。心是她的心，远是远方。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颗心，远远地挂在天上，远远地看着他，远远地等着他。她一个人，住在华阳的老宅里，守着那架织机，那些布，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织布了。不是织不动，是不想织了。织布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织给谁看呢？
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织布上。她织了一匹又一匹的布，织到线都断了，织到梭都秃了，织到手指都磨出了血。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织不完了；她怕织不完，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了。她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停了，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华阳的心远楼上，落在锦江的烟波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她的《心远楼诗稿》，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织布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心远楼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心远楼诗稿》中写过这样一句：“织得回文锦字新，锦江水暖锦城春。”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锦字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