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房里安静下来。孙大壮和刘家兄弟早就吃完了，各自回屋去了。赵周阳一个人坐在灶台边上，面汤已经凉了，他还在端着碗，一动不动。老周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徐州城里不只有沈家——难道他在暗示什么？老周一个看门的，能知道什么内情？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灶房，把碗洗了，把灶台擦干净，然后把藏在米缸后面的那个小布包拿出来。
布包里是他全部的家当：三十两银子里的十两，换成了铜钱和碎银子，用一块蓝布裹着，外面又套了一层油纸防潮。他把布包打开，数了数——七两碎银子，加上八百多个铜钱。这是他全部的身家。他盯着那些银子和铜钱看了很久，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在二十一世纪，他银行卡里的存款从来没有超过五万块。到了宋朝，他连五万块都没有，只有这几两碎银子，还要小心翼翼地藏着，生怕被人偷了去。他在二十一世纪是个穷光蛋，在宋朝还是个穷光蛋。换了个时代，换了个身份，换了个饭碗，但那个“穷”字，像是刻在他骨头上的，走到哪儿都甩不掉。
接下来几天，赵周阳没有主动去找何文远，何文远也没有再来盐场。日子照常过着。每天早上天不亮起来，掀草帘子、看浓度、安排活路；中午在盐田边上吃口干粮，继续盯着；傍晚再盖上草帘子，回到灶房做饭、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器。但他心里清楚，何文远的问题不会就这么过去。沈万三不是有耐心的人——至少在生意上不是。他给出了条件，就意味着要等一个答复。等得太久，就是不给面子。
到第五天的时候，赵周阳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不是在盐田边上想通的，也不是在灶房里想通的。是在半夜里，躺在通铺上，听着孙大壮的鼾声和刘家兄弟的磨牙声，忽然想通的。
他想通的事情很简单：他没有选择。
在二十一世纪，他至少还有选择——这个单不接，可以等下一个；这家公司不行，可以换一家。但在宋朝，他没有选择。他一个没有户籍、没有身份、没有靠山的流民，能在盐场找到一份工，已经是天大的运气。沈万三愿意用他，愿意给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愿意让他收自己的儿子当徒弟——这不是施舍，这是投资。而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是互相利用。他利用沈万三的钱和势，沈万三利用他的技术和脑子。这是生意，不是恩情。既然是生意，就不存在谁欠谁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周阳反而觉得轻松了。他从通铺上坐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鞋，走到门口。月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细细的白线。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盐田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像是铺了一层霜。草帘子盖得整整齐齐，是孙大壮带着人一块一块铺好的，边角都压了石头，不会被风吹跑。远处的汴水河面上，月光碎成了一片一片的银鳞，随着水波轻轻地晃。赵周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十一月的夜风灌进肺里，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也让他彻底清醒了。
他要去找何文远。不是为了答复，是为了谈条件。
沈万三有沈万三的条件，他也有他的。收徒弟可以，但他不能一辈子困在盐田里。他要的是一份契约——白纸黑字写清楚的契约。他的工钱、他的分成、他的去留，都要写在纸上，盖上官府的大印。不是口头承诺，不是人情往来，是一份法律意义上的合同。他知道宋朝没有劳动合同这种东西，但契约是有的。买卖土地要立契，借贷钱财要立契，雇佣工匠也有立契的先例。他要的，就是一份这样的契约。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成形。但今晚，它忽然变得清晰了——清晰得像盐田里的卤水，过滤掉了所有的杂质，只剩下最纯粹的东西。
他转身回到灶房，找了一张发黄的草纸——是老周记账用的——又从灶膛里捡了一根没烧完的木炭，在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了起来。他的毛笔字写得很丑，但至少能看懂。他把自己的条件一条一条地列出来：工钱照旧，三十两银子一个月，按月发放，不得拖欠；水车的图纸归沈家使用，但“赵氏水车”的名号要保留；收沈家两个儿子为徒，学制三年，三年之内倾囊相授，不藏私，三年之后徒弟去留自便；契约期限为三年，三年之后他去留自由，沈家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写完之后，他把草纸折好，塞进怀里，回到通铺上躺下。孙大壮的鼾声还在继续，刘二的磨牙声也还在继续。赵周阳闭上眼睛，听着这些声音，忽然觉得安心了一些。这些声音是活人的声音。在柳河镇的那个晚上，他听到的最后一声是火的声音——是梁柱倒塌的声音，是屋顶坍塌的声音，是哭喊声和惨叫声混在一起的声音。那些声音之后，就是死一般的寂静。而此刻，鼾声和磨牙声意味着——他还活着，而且不是一个人。
第二天一早，赵周阳托进城采买的伙计给何文远带了个口信。就一句话：“赵师傅说，上次说的事，他想好了，请何先生有空来一趟。”
口信带出去之后，赵周阳照常去盐田里干活。掀草帘子，看浓度，安排活路。一切都跟平时一样，但他的心跳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