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时刻，在这个以国家和民族的存亡为赌注的牌桌上，仁慈是最昂贵的奢侈品，我们买不起。
海面渐渐安静下来。
日军舰队只剩下了四艘主力舰和不到二十艘渔船。桥立号已经沉没，严岛号正在倾覆，千代田号拖着浓烟和火焰缓缓下沉，扶桑号、比叡号、金刚号都已经不见了踪影。海面上到处都是漂浮的碎片、油污和尸体，浓烟遮蔽了半边天空，夕阳在烟尘中变成了一轮暗红色的血月。
剩下的日舰终于开始撤退了。
它们转向东北，以最高航速逃离这片海域。那些渔船跟在后面，船上的渔民们回头看着这片修罗场般的海面，脸上写满了恐惧和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那艘黑色的怪物船，能把他们的整个舰队像碾蚂蚁一样碾碎。
“艇长，要追吗？”赵远航问。
我看着潜望镜里那些仓皇逃窜的日舰，沉默了几秒钟。
“不追了。”我说，“我们没有弹药了，船也伤了。而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转向通信台：“北洋水师，报告伤亡情况。”
刘步蟾的声音传来，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定远号中弹多发，舰体轻微进水，阵亡七人，伤二十三人。”
“镇远号阵亡五人，伤十五人。”
“经远号阵亡十一人，伤三十四人。”
“致远号……”邓世昌的声音响起来，虚弱但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致远号舰体严重进水，倾斜十五度，但还能航行。阵亡三人，伤十二人。”
“靖远号、来远号、济远号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总阵亡四十七人，伤一百二十余人。
我闭上眼睛。
四十七个。一百二十多个。这些人昨天还活生生地站在甲板上，有的在擦炮，有的在做饭，有的在写家书。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永远留在了这片被鲜血染红的海里。
但我们也救下了三百多个同胞。那些被日军当作肉盾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此刻正分散在各艘北洋舰艇上，有的在哭，有的在发抖，有的在跪下来磕头，有的在抱着水兵的腿不放。
一个老妇人被救上“定远”号的甲板时，抓着刘步蟾的袖子，哭着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后来被赵远航一字不差地记在了他的航海日志里，也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军爷，”她说，“是朝廷把我们卖给日本人的。朝廷说，只要日本人不打北京，要多少人都给。我们村两百多口人，被官兵绑着送到了天津，交给了日本人的船。他们说……他们说这是为了‘国体’，是为了‘和议’。”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没有恨。只有一个被自己的国家抛弃了的人，才会有的那种空洞和茫然。
刘步蟾站在甲板上，一动不动。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把那件北洋水师的蓝色军大衣脱下来，披在了老妇人的肩上。
然后他转身，走向舰桥。
我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冷。
慈熙把龙国的百姓当作筹码，卖给了日本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百上千的人。这些人的命，在她眼里，比不上她的一场寿宴，比不上紫禁城里的一块砖，比不上她手指上的一枚戒指。
“艇长，”赵远航走到我身边，声音很低，“我们还要继续往台湾走吗？”
“走。”我说，“但先靠岸。我们要把这些老百姓安置好，不能让他们跟着我们去打仗。”
“靠哪里？”
我看了看海图。我们已经驶过了黄海，进入了东海海域。前方不远处，是浙江沿海的一个小岛——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名字叫普陀山岛。
“普陀山岛。”我说，“那里有寺庙，有渔民，有淡水和食物。把老百姓安顿在那里，留一些水兵保护他们。然后我们继续南下。”
“龙鲸”号驶向普陀山岛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海面上没有月光，只有星星点点的渔火在远处闪烁。那些渔火不是日本人的，是龙国渔民自己的船。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海域发生了什么，还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有一个女人把他们当成了可以随意出卖的货物。
普陀山岛的码头上，当地渔民看到这支伤痕累累的舰队靠岸时，先是惊慌失措，然后认出了龙旗，再然后看到了那些被救上来的、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老百姓。
一个老渔民跪在码头上，对着“定远”号的龙旗磕了三个头。然后他站起来，转身对着村里大喊：“乡亲们，开仓！放粮！烧水！熬粥！”
整个村子都动了起来。女人们生火烧水，男人们搬出家里的存粮，孩子们跑前跑后地帮忙。那些被救上来的老百姓被搀扶着走下舰艇，走进这个简陋但温暖的小渔村。他们有的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东西了，有的身上还带着被日本人打出的伤痕，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
那个被绑在桅杆上的七八岁男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