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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苏丹，科尔多凡沙漠。
威廉·克莱尔已经在这片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走了整整九天。他的水袋早就空了，嘴唇干裂得像是老树的树皮，每走一步，都能听见自己骨头里传来的嘎吱声。身边那个雇来的向导三天前就跑了——说是去找水，再也没有回来。
他不怪那个向导。这片沙漠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白天的太阳能把人的脑子烤熟，夜晚的冷风又能把人的骨头冻僵。到处是沙子，沙子，还是沙子。偶尔能看见几丛干枯的荆棘，或者一具不知死了多久的骆驼骨架。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但威廉知道自己必须往前走。前方四十英里外，有一支埃及军队正在向苏丹腹地推进。七千名埃及士兵，由英国人希克斯将军率领，要去镇压那个自称“马赫迪”的苏丹人发动的起义。如果他能赶在战斗打响之前追上那支军队，他就能亲眼见证这场战争的关键一役。
这是他的工作。他的使命。他的诅咒。
他低头看了看挂在胸前的那个镂空镜头徽章——一八七七年在君士坦丁堡，他和林墨卿一起创立“真相俱乐部”时，他把这枚徽章给了林。但后来林又把它还给了他，说：“你比我更需要它。你在战场上的时候，让它替你看着。”
现在，这枚徽章在他胸前晃来晃去，镂空的镜头里映出漫天的黄沙。他看着那一片沙，突然想起索菲留在君士坦丁堡山坡上的那枚徽章——它也在看着什么吗？看着那片埋葬着无数尸体的土地？
太阳开始西斜，气温稍微降下来一点。威廉强打起精神，继续往前走。他知道，如果不能在天黑前找到水源，他就活不过今晚。
就在这时，他看见远处的沙丘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那个黑点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人形。一个穿着白色阿拉伯长袍的人，骑着一匹骆驼，正朝他走来。
威廉停下脚步，手按在腰间的手枪上。这片沙漠里，除了马赫迪的起义军，就是那些打家劫舍的贝都因人，不管碰上哪一种，都不会有好下场。
但那个人越走越近，威廉渐渐看清了他的脸——那不是阿拉伯人的脸。那是一张白人的脸，晒得黝黑，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头上缠着阿拉伯式的头巾，但眼睛是蓝色的，像冬天的大海。
“威廉·克莱尔？”那个人在骆驼上喊道，“《泰晤士报》的威廉·克莱尔？”
威廉愣住了。在这片该死的沙漠里，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是我。”他警惕地回答，“你是谁？”
那个人从骆驼上跳下来，几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狂热的笑容，眼睛里有光。
“弗兰克·维泽特利，”他说，“《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我找你找了三天了。”
二
弗兰克·维泽特利，二十九岁，出身于英国一个著名的记者世家。他的父亲和叔父都是战地记者，他从小就在饭桌上听大人谈论战场上的故事。十八岁那年，他第一次随叔父去普法战争前线，亲眼目睹了巴黎围城时的惨状。从那以后，他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只能干这一行。
“我叔父亨利，你认识吗？”弗兰克把水袋递给威廉，看着他大口大口地喝，“一八七〇年，巴黎围城，他坐热气球送稿子出去。”
威廉放下水袋，抹了抹嘴：“亨利·维泽特利？我知道他。那是个疯子。那时候我还在巴黎，见过他一次——他站在蒙马特高地上，对着天空放飞气球，嘴里还念叨着‘让风决定命运’。我还以为他是个卖气球的。”
弗兰克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沙漠里回荡：“没错，那就是他。我们家全是疯子。我父亲一八五四年去过克里米亚，一八五七年去过印度，一八六〇年去过中国。我叔父亨利的胆子更大，什么地方都敢去。他们说我生下来就带着战场的味道。”
威廉看着他，突然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也是这么狂热，这么不顾一切，这么相信自己的笔能改变世界。
“你来找我干什么？”他问。
弗兰克收起笑容，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叠的地图，摊在沙地上。
“希克斯将军的军队正在往南走，”他说，手指在地图上画出一条线，“他们的目标是欧贝德，马赫迪的根据地。但根据我得到的消息，马赫迪的人早就知道他们的行踪了。这支军队七千人，带着一万头骆驼、五千匹马、两千头驴，还有无数辎重。他们走得太慢了，太笨重了，就像一头大象走进了猎人的陷阱。”
威廉盯着地图，眉头紧锁：“你的意思是……”
“马赫迪会在路上伏击他们，”弗兰克说，“一定会的。这个地方……”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的一处，“欧贝德以南，有一片丛林，叫谢坎。那是最适合伏击的地方。如果我们能赶在军队之前到达那里，就能亲眼看到这场战斗。”
威廉沉默了。他听说过马赫迪的威名——这个人自称是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带领苏丹人反抗埃及和英国的统治。短短两年，他已经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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