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写“新闻”，还教会了他一个词：战地记者。
“Correspondant de guerre，”他的法国朋友告诉他，“就是去战场上看，然后告诉没去的人，那里发生了什么。”
“这不算格致之学吧？”他问。
法国朋友笑了：“这比格致之学更重要。格致之学教人怎么活。战地记者教人怎么死——以及，为什么而死。”
这句话，林墨卿一直记着。
三
九月十九日下午，普鲁士人发动了第一次总攻。
林墨卿这辈子没见过那样的场面。炮弹像冰雹一样落下来，每一枚落地都掀起一蓬泥土和血肉。硝烟浓得看不见三米外的战壕，耳朵里除了爆炸声还是爆炸声，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到大地在震动，一下，一下，又一下。
有人在喊冲锋。有人在喊撤退。更多人什么也喊不出来，只是张着嘴，瞪着眼，倒在泥泞里。
林墨卿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也许是运气，也许是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个“看着的人”，始终没有像那些士兵一样冲出战壕，始终把身体死死贴在战壕最深处，一只手护着脑袋，另一只手护着怀里的笔记本。
傍晚时分，炮击停了。
他慢慢抬起头，发现战壕里的人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里，有的在呻吟，有的在发呆，有的抱着战友的尸体一动不动的坐着。
一个满脸是血的军官从他身边走过，看见他，停下来，用浑浊的眼神打量了他几秒钟。
“你还在这里？”军官问。
林墨卿点点头。
“你是什么人？”
“记者。中国人。”
军官愣了一愣，然后突然笑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笑，不像笑，更像哭。
“中国人，”他重复道，“中国人来看法国人怎么死。”
说完，他继续往前走，走进硝烟里，再也没有回来。
林墨卿低下头，想继续写点什么，却发现铅笔不知什么时候断了。他翻遍全身，找不到另一支。他看着断成两截的铅笔，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无法言说的疲惫。
不是害怕。
不是悲伤。
是一种空。
就像那截断了的铅笔，能写字的那个部分，不见了。
四
九月二十日，林墨卿在巴黎城内遇到了威廉·克莱尔。
那时他已经三天没有合眼了。三天里，他换了两支铅笔，写了二十几页笔记，目睹了四次进攻，两次肉搏，无数次死亡。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浆和血迹，他的脸上全是硝烟的黑色，他的眼睛红肿得像兔子。
他走在巴黎的街道上，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变了。三天前还繁华热闹的大街，如今冷冷清清。商店关门了，咖啡馆歇业了，只有面包店门口排着长队——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同一种表情：麻木，焦虑，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恐惧。
“先生，你是从城外回来的？”
一个声音叫住了他。他回过头，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英国男人，穿着笔挺的大衣，手里拿着一顶礼帽，正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
“是的。”林墨卿回答。他注意到这个英国男人的法语带着浓重的口音，但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没有多想。
“我是《泰晤士报》的记者，”英国男人说，递给他一张名片，“威廉·克莱尔。我注意到你的衣服上有战壕里的泥浆——你是军人？”
“记者。”林墨卿说，“《申报》记者，中国人。”
威廉的眼睛亮了起来。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林墨卿，像打量一件稀罕物件：“中国人？你是说，大清帝国派记者来报道这场战争了？”
林墨卿摇了摇头：“不是派来的。我自己来的。”
威廉愣了一愣，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惊起了一群停在屋顶上的鸽子。
“太好了！”他说，“我在这该死的地方待了一个月，遇到的全是法国人和普鲁士人，个个都他妈疯了。终于来了个正常人——还是个中国人！走，我请你喝一杯。”
林墨卿想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但他实在太累了。三天来第一次有人对他笑，第一次有人说“我请你喝一杯”，那句话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托住了他摇摇欲坠的身体。
他跟着威廉走进一间地下室改成的酒馆。
五
酒馆里烟雾缭绕，挤满了士兵、工人、还有几个穿着大衣的记者模样的人。威廉要了两杯红酒，把其中一杯推到林墨卿面前。
“喝吧，”他说，“你看起来需要这个。”
林墨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精辛辣地划过喉咙，他的眼睛瞬间红了，但整个人确实暖和了一点。
“跟我说说，”威廉凑近他，“你都看见了什么？”
林墨卿沉默了很久。三天来的画面一幕幕从脑海里闪过：那个嘲笑他的法国兵的半截身子，满脸是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