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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八七〇年九月十九日，巴黎被围的第三天，林墨卿在圣克卢门外的战壕里第一次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那不是他想象中血腥的气味。硝烟是苦的，泥土是腥的，炮弹落下来的时候，空气里会有一瞬间的灼热，像厨房里的烤炉门突然打开。但死亡本身没有味道——它藏在那些气味后面，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吸进肺里了。
“中国人？”身旁的法国兵用枪托捅了捅他，眼神里混合着好奇和敌意，“你来这里做什么？”
林墨卿没有回答。他把身体压得更低，从战壕边缘探出半个脑袋，眯着眼睛看向远处的普鲁士阵地。晨雾正在散去，隐约可以看见对面山坡上黑压压的军队，还有那些大口径的克虏伯炮——过去三天，就是这些炮把巴黎外围的堡垒一座座敲掉的。
他攥紧了手中的铅笔。出发前，《申报》的编辑拍着他的肩膀说：“墨卿啊，你此去欧洲，学的是格致之学，但别忘了给报纸写写见闻。洋人的仗怎么打，咱们也得知道知道。”他没想到的是，那些“见闻”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写。
“我问你话呢！”法国兵又捅了他一下。
林墨卿回过头，用不太流利的法语说：“记者。《申报》记者。中国人。”
法国兵愣了一愣，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战壕里引来好几道目光：“中国人来看我们打仗！中国人来看我们怎么被普鲁士人揍屁股！”
战壕里响起一阵稀稀落落的笑声，但很快就熄灭了。没有人真的有心情笑。三天前，他们在色当输了，八万法国官兵成了俘虏，皇帝本人也投降了。现在普鲁士人兵临城下，而他们这些人——国民自卫军、临时征召的预备役、还有像林墨卿这样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外国人——要在这条仓促挖成的战壕里，挡住俾斯麦的大军。
林墨卿没有理会那个法国兵的嘲笑。他低下头，在膝盖上摊开笔记本，快速写下几行字：
“九月十九日晨，圣克卢门外。敌炮百余门，已列阵于对山。守军士气低落，多言色当之败。余伏身战壕，以观战事。”
写完最后一个字，一枚炮弹落在距离战壕三十米开外的地方。泥土和碎石劈头盖脸砸下来，林墨卿本能地弓起身体护住笔记本，等尘埃落定，才慢慢抬起头。
那个嘲笑他的法国兵不见了。
他刚才站的地方，只剩下半截身子，还保持着站立的姿势。
林墨卿盯着那半截身子看了很久。血正从断口处汩汩流出，渗进战壕底部的烂泥里。有只老鼠从土缝里钻出来，嗅了嗅那些血，又缩回去了。
他想吐，但吐不出来。他想闭上眼睛，但闭不上。
那是他第一次看见死人。
后来他活了七十三岁，见过无数死人——凡尔登的战壕里堆成山的尸体，索姆河畔被机枪扫倒的年轻人，伦敦轰炸后瓦砾下伸出的手臂。但那个法国兵的半截身子，他记了一辈子。
不是因为惨。
是因为那个人刚才还在笑。
二
林墨卿是三个月前到达国的。
同治九年春，他刚满二十三岁，以“游历生”的身份被两江总督曾国藩派往欧洲，学习“格致之学”。临行前，曾文正公亲自召见，叮嘱他：“洋人所以强，在船坚炮利。尔此去，须潜心学习，勿为西人声色所惑。”
他谨记于心。可是到了巴黎，他才发现，比船炮更让他着迷的，是另一种东西。
那是他在巴黎的第三天，在协和广场上看到的。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站在临时搭起的木箱上，对着围观的群众大声朗读着什么。他凑过去听，男人读的是一份报纸上的文章，说的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的事。
“同胞们！”男人读完报纸，挥舞着拳头喊道，“我们要让普鲁士人知道，法兰西的荣耀不容侵犯！”
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林墨卿站在人群边缘，看着那个男人从木箱上跳下来，有人递给他一枚硬币，有人拍拍他的肩膀，还有人冲他喊：“写得真好！”
后来他才知道，那个男人是《费加罗报》的记者。他刚才读的，是他自己写的战地通讯。
那是林墨卿第一次意识到，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不造炮，不铸船，不指挥军队，也不发号施令。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然后把看到的东西写下来，告诉那些不在场的人。
可是那些不在场的人，会因为他的文字而欢呼，会因为他描述的场景而愤怒，会因为他说的话而走上街头，甚至走向战场。
这难道不是一种力量吗？
他写信给曾国藩，问：“弟子观西人有所谓‘新闻纸’者，一纸之微，能移人心，能动国政。此物可否为我所用？”
曾国藩的回信很久之后才到，信上只有八个字：“格致之外，不必多问。”
那是曾国藩式的谨慎。但林墨卿已经停不下来了。他开始频繁出入巴黎的报馆，结识了一群靠写字为生的人。这些人教会了他法语，教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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