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走到二楼转角，有间琴房的门开着，里面有个学生在练钢琴，弹的是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弹得磕磕绊绊，但很用力。琴声从门缝里飘出来，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若宁停了一下，侧耳听了听。
“弹得不好。”她轻声说。
“但很用力。”
“光用力没用。得用对力。”
“你也是。别太用力。”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往下走。但脚步似乎稳了一些。
走到一楼，走出教学楼。下午的阳光已经西斜，把整个校园染成金黄色。操场上有人在打篮球，砰砰的拍球声和呼喊声远远传来。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空气里有青草和尘土的味道。
若宁深吸了一口气，像要把这自由的空气都吸进肺里。
“还是外面好。”她说，“琴房里……太压抑了。”
“但你必须回去。”
“嗯，必须回去。”她转头看我，“深，我是不是很傻？明明可以轻松一点，非要选最难的路。”
“是有点傻。但我就喜欢你这么傻。”
“为什么？”
“因为……真实。不做作，不敷衍，对自己诚实，对音乐诚实。这样的人，现在不多了。”
她笑了，这次是真正的笑，尽管很疲惫，但眼里有光：“你就会说好听的。”
“说好听的你也不爱听？”
“爱听。你多说点，我就能多撑一会儿。”
“好，回家慢慢说，说一辈子。”
走到停车场，我把她扶上车，系好安全带。她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头一靠上椅背，就睡着了。呼吸很沉，很重，眉头还微微皱着，像梦里还在练琴，还在找那个“最自然”的姿势。
我发动车子，开得很慢，很稳。后视镜里，音乐学院的老教学楼在夕阳下泛着金色的光，尖顶的钟楼指向天空，钟面上的指针停在四点半。那是若宁梦想开始的地方——七年前，她从这里毕业，抱着大提琴，走进社会。也是今天，她重新开始的地方——在这里，她打碎过去的自己，准备重塑一个新的、更好的自己。
回家的路上，若宁一直睡着。等红灯时，我看着她疲惫的睡脸，心里那团乱麻又缠得更紧了。
心疼是肯定的。看着她那么辛苦，恨不得替她受苦，替她累。可我知道，有些苦，替不了。就像写作的苦，别人替不了。那是创作者必须独自穿越的黑暗，必须独自攀爬的高山。旁人能做的，只是在山脚下等着，准备热茶和拥抱，但路，得自己走。
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情绪。像是看到了某种宿命——艺术家的宿命，或者说是所有真心热爱某件事的人的宿命。注定要为所爱的东西承受痛苦，注定要在自我怀疑和重建中反复挣扎，注定要经历“毁灭-重生”的循环，像凤凰涅槃，不烧成灰，就不能重生。
若宁是这样，我呢？写作不也是这样吗？一个字一个字地磨，一段一段地改，推翻，重来，再推翻，再重来。有时候写到怀疑人生，对着空白文档发呆，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写的这些垃圾有人看吗”“我是不是根本不适合写作”。可第二天，还是会坐到电脑前，继续写。因为除了这个，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因为痛苦本身，就是创作的一部分——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痛苦的创作，是轻浮的；没有挣扎的艺术，是肤浅的。
车开进小区，若宁醒了。她揉着眼睛，看了看窗外熟悉的景色。
“到家了？”
“嗯。能走吗？”
“能。”
她下车，腿还是软，我扶着她。五月的傍晚，风很温柔，带着晚饭的香气——谁家在炒辣椒，呛人的香味飘过来。小区花园里，几个老人在下棋，争吵声很大。孩子们在玩滑板车，尖叫着从我们身边掠过。
平凡的人间烟火，和琴房里那个艺术的世界，像两个平行宇宙。而现在，若宁刚从那个宇宙回来，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伤痛，回到这个有油烟味、有争吵声、有孩子笑声的宇宙。
电梯里，她靠在我肩上，闭着眼睛。电梯的灯是冷白色的，照在她脸上，显得更加苍白。我能看见她睫毛上还沾着一点点泪痕——不知道是疼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
“深，”她突然开口，声音很轻，像梦呓，“我今天……是不是很没用？”
“胡说什么。”我把她搂紧了些，“你今天很厉害，陈教授都夸你了。他说你有‘心’，这是最高的评价。”
“可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拉了七年琴，姿势全是错的。那我这七年，在拉什么？在浪费什么？”
“在拉音乐。”我看着她，很认真地说，“姿势错了，但音乐没错。你想想，你这七年，开过多少场音乐会？教过多少学生？有多少观众被你感动，被你治愈？那些感动和治愈，是真实的，不会因为你的姿势错了就消失。音乐最重要的是心，不是技巧。你有心，技巧可以改。但有些人有技巧，没心，那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