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
“念。”
“贞观五年四月十一，出箭三千，三棱，雕翎，桦杆。”
“买主，郑府。”
“定钱，二百贯。”
“余款，六百贯，立契，秋后付。”
“秋后付了没有？”
裴行俭往后翻了几页。
“付了。”裴行俭说，“贞观五年九月初三，收郑府余款六百贯。”
李渊站在那儿，没说话。
去年七月十七中牟闸那一场完了，七月下旬皇庄的人回了邙山，九月初三，郑府把余下的六百贯付清了。
买卖做完了，账清了。
“石老头。”
“小人在！”
“这三千支箭，送到哪儿去了？”
石老头跪在地上，抬起那只好眼睛。
“不是小人送的。”
“那是谁？”
“买主自己来拉的。”石老头说，“四月十一那天来了九辆车，拉箭的是郑府的人。”
“车往哪儿走的？”
“往东。”
“往东是哪儿？”
“小人不敢猜。”
薛万均上去就是一脚，把人踹翻在地。
“问你车往哪儿走，没问你猜！”
石老头在地上滚了半圈，爬起来又跪好，嘴角淌着血。
“往东是荥阳。”
“过了荥阳是管城，管城再往东，是中牟。”
李渊在那堆桦木杆子跟前蹲下去。
杆子是削好的，一根一根码着，长短一样，粗细一样。李渊伸手抽出来一根，在手里掂了掂。
“这一根，几文钱？”
石老头愣住了。
“回……回贵人，杆子加箭头加羽，一支箭八文。”
“三千支，二十四贯。”
“是。”
“你卖了八百贯。”
石老头趴在地上，不敢吭声。
“八百贯，买的不是箭。”李渊把那根杆子插回垛里，“买的是你这张嘴。”
“贵人饶命！”
“你卖得不亏。”李渊说，“八百贯够你活到死。”
“可你的嘴，今日没守住。”
石老头伏在地上，整个人抖得跟筛子似的。
“裴行俭。”
“臣在。”
“账本带走，一本不许留。”
“这个坊子呢？”
“封了。”李渊说，“坊里的人，一个不许走，等朕回来。”
“等多久？”
“等朕从中牟回来。”
出汜水那天早上，李渊下了一道军令。
道两边的麦子再有十来天就熟，三万骑走过去，马不吃麦，人不踩田。
传令传了三遍。
走到晌午，出了事。
一个突厥百夫长的马惊了，窜进麦田里跑了三十来步，踩倒了一片。
田主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蹲在地头上哭。
薛万均带人过去，把那个百夫长拎下马来。
“一步赔一文，三十步三十文。”薛万均说，“赔完了，自己去踩倒的那块地里，把麦子一根一根扶起来。”
“扶不活。”
“扶不活也扶！”
那百夫长扶了一个时辰，扶得满头大汗。
田主蹲在地头上看着，看着看着，自己也下了田，跟那个突厥人一块儿扶。
颉利骑着马在道上看，看完了嘟囔了一句。
“你们中原人跟麦子过不去。”
“中原人跟麦子过得去，才有饭吃。”李渊在车里说，“你们草原上的草，也不许马乱啃。”
颉利哼了一声，没再说。
出了汜水往东四十里，是荥阳。
荥阳是郑氏的根。
从后汉数起，郑氏在这儿住了四百年，城东那一片宅子连成一大片，门楼一座挨一座，最老的那一座门前的石阶，踩出来的坑有半指深。
五月十三午时，车队到荥阳城外。
城门大开。
门外的大道上跪着一片人。
这一幕和闻喜那天像，又不像。
闻喜跪的是八百四十七口，男女老幼全在，道中间铺着白布，白布上摆着户册和族谱。
荥阳跪的不是族人。
跪在最前头的是四个人。
三个站着的，一个跪着的。
三个站着的穿着家常圆领袍，年纪都在五十上下，站得笔直。
跪在他们前头那个四十来岁，反剪着两只手，胳膊上缠着麻绳，绳头在背后打了个结，结打得很讲究，一看就是自家人绑的。
那人跪在道当中，身边放着一只木匣。
车停下来。
薛万均带人过去，拿刀鞘挑开那只木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