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这仅仅是开始。她必须立刻离开机场，找到落脚点，并开始寻找前往加拿大的途径。用“林芳”的身份直接飞往加拿大风险太高，她需要更迂回、更隐蔽的方式。
提取行李（她的行李袋简单，几乎不用等）后，她随着人流走出到达大厅。热浪和喧嚣再次扑面而来。出租车司机、酒店拉客者、兑换货币的黄牛，操着各种口音的英语和当地语言，热情（或纠缠）地招呼着每一位旅客。苏晴（林芳）低着头，避开所有搭讪，快步走向机场大巴的售票处。这是最经济、也相对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交通方式。
她用兑换的一点当地货币（在国内用最后的人民币在黑市换的，汇率很差），买了一张前往市中心廉价旅馆聚集区的巴士票。大巴陈旧，没有空调，车内充斥着汗味和各种食物的气味。苏晴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将行李袋紧紧抱在怀里，目光投向窗外飞速倒退的异国街景。
狭窄嘈杂的街道，摩托车如蝗虫般穿梭，两旁是密集的、招牌林立的小店，繁体中文、英文、当地文字混杂在一起。肤色黝黑的当地人穿着色彩鲜艳的纱笼，头顶货物自如行走；随处可见的金碧辉煌的寺庙与破旧的铁皮屋共存；巨大的跨国公司广告牌下，是蜷缩在路边乞讨的孩童……这是一个与她过往生活经验截然不同的、充满活力却也充满巨大落差的世界。新奇感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是更深沉的疏离与警觉。在这里，她不仅语言不通，外貌迥异，更是彻底的“外来者”，如同闯入丛林的城市动物，每一步都可能踏入未知的危险。
大巴晃晃悠悠地行驶了近一个小时，终于在一个看起来嘈杂混乱、布满廉价旅馆招牌的区域停下。苏晴（林芳）下了车，扑面而来的热浪和更加浑浊的空气让她皱了皱眉。她迅速观察四周，选择了一家看起来客人混杂、前台昏暗、招牌上写着中文“平安旅社”的小旅馆。这里住的大多是来自各国的背包客、短期务工者，人员流动性大，管理松散，适合隐匿。
她用生硬的英语加上手势，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低于前台老太婆最初的报价）要了一间不带窗户、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破风扇的、位于走廊尽头的小房间。房间潮湿闷热，墙壁斑驳，但苏晴不在乎。她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暂时栖身、不引人注意的据点。
锁好房门，她立刻开始检查房间。没有隐蔽摄像头（以她的观察力，这种廉价旅馆不太可能有那种“高级”设备），门锁虽然老旧但还算结实。她将唯一的一把椅子抵在门后，又仔细检查了窗户（虽然没窗，但通风口很小）。然后，她才稍稍松了口气，但精神依旧紧绷。
接下来的三天，苏晴（林芳）化身成这座陌生城市里一个不起眼的、为生计奔波的底层妇女。她换上了另一套更破旧、更符合当地低收入妇女穿着的碎花衬衫和宽松长裤，头发用一块廉价的头巾随意包起，脸上刻意抹了点灰，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沧桑疲惫。她白天混迹于当地廉价的露天市场、劳工聚集的街角、华人开设的小餐馆和杂货铺附近，竖起耳朵捕捉任何可能的信息片段，尤其是关于“办证”、“偷渡”、“去加拿大”之类的黑话或传言。晚上则回到那个闷热的小房间，整理白天的见闻，规划下一步。
语言是最大的障碍。她的英语应付简单问路、买东西尚可，但一旦涉及更复杂的信息，或者遇到只会说当地语言的人，就寸步难行。她不得不依靠观察、手势、以及写在纸上简单的英文或汉字进行交流。效率极低，且常常无功而返。
资金是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她手头的现金（兑换后的当地货币和少量美元）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住宿、最廉价的食物、交通（她尽量步行，但城市太大，有时不得不乘坐破旧的公交），每一项都是开销。她必须尽快找到前往加拿大的方法，否则将坐吃山空，甚至流落街头。
第三天下午，在一家华人开的、主要做本地人生意的小面馆里，苏晴（林芳）点了一碗最便宜的清汤面，慢慢地吃着，同时不动声色地听着邻桌几个看起来像是跑船或做小生意模样的华人男子聊天。他们的谈话夹杂着粤语、普通话和当地语言，声音时高时低。
“……妈的，最近查得严，老李那条线听说栽了，货和人都扣了。”
“正常啦，雨季快来了，海上风浪大，条子也晓得这时候油水多。”
“阿勇那边还能走不？贵点无所谓，安全第一。”
“阿勇？他最近好像不接散客了，只做大单，而且不走北线，走东线，绕远，但听说稳。”
“东线？那不是更麻烦？要转几次？”
“具体不清楚，好像要先到菲律宾，再想办法。价钱嘛，这个数……”说话的人比了个手势。
苏晴（林芳）的心跳骤然加快。她强压住抬头去看的冲动，只是继续低头吃面，耳朵却竖得笔直。东线？菲律宾？转道？这听起来像是偷渡集团的路线！虽然危险，但这或许是她这个“身份”和“财力”能接触到的、前往北美的唯一途径？不，这太冒险了。且不说偷渡过程中的种种不测，就算成功抵达，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黑户，在加拿大寸步难行，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