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打的。水泥标号、钢筋规格，我甚至能帮你找到当年的建材购买记录。私人财产，安置补偿协议里没有涵盖，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搬走。”苏砚接过话头。
“对。移植树那天，我安排人来搬石凳。”
苏砚低下头，过了片刻站起来，走到石凳前，弯下腰，用手掌摸了摸冰凉的凳面。月光下，那些被磨得发亮的纹路像掌纹一样铺展开来。她把父亲的信封放在石凳上，银杏叶落下来，正好盖住了信封的一角。然后她直起身，转头对陆时衍说：“树搬走那天，我要来送它。”
“我们一起。”
接下来的日子，陆时衍把那份专家鉴定报告磨了出来。他去林科院找了退休的老教授三趟，第一趟被婉拒，第二趟老教授出差，第三趟他直接带着苏砚一起去的。老教授看完苏砚父亲留下的信件残页，沉默了片刻，然后戴上老花镜，一笔一划地在鉴定意见上签了名。鉴定意见的最后一句话是：“此树虽未满百年，然其所承载之个人与家族记忆，已使其超越普通绿化树木之范畴，具有不可替代的情感与人文价值。”陆时衍拿到这份报告的时候反复读了好几遍，尤其那句“不可替代的情感与人文价值”，读完之后把报告搁在桌上，对着窗外发了好一阵呆。方如海进来送文件，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一位老教授，怎么用法律语言写诗。”
又过了两周，苏砚也做了一件事。她去了一趟市档案馆，把父亲当年破产案的全部卷宗重新调出来，连同陆时衍后来补充调查的导师涉案证据，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史料，题名《银杏巷十七号苏家创业与维权实录》，捐赠给了市档案馆。捐赠仪式上，档案馆的负责人问她，这份史料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苏砚想了想，说：“一个普通人，被时代辜负了，但没有辜负时代。我想让后来的人知道，他不只是破产案卷宗里的一个编号。”
捐赠仪式结束之后，她一个人走到档案馆外的台阶上坐下。陆时衍从背后走过来，在她身边坐下。她忽然说：“你知道我今天交材料的时候在想什么吗？”她侧过头来看他，“我在想，如果当年我爸有你这样的律师，也许他不会输。”陆时衍的手覆上她的手背，轻轻拍了拍。“他会输。”苏砚愣了一下。“但他会知道，有人跟他站在一起。这才是律师真正的作用。”她没说话，只是把他的手翻过来，掌心贴着自己的掌心，十指扣在一起。
终于到了移植那天。早晨六点，天刚蒙蒙亮，银杏巷口停了一辆大型吊车和两辆园林工程车。巷子太窄，吊车开不进去，工人们只能先用滑轮和绳索把树冠固定，再从根部一点点挖开泥土。苏砚和陆时衍站在巷口，看着那棵银杏树被裹上厚厚的麻绳和草席，根系被一铲一铲地从泥土里剥离。每挖一铲，苏砚握着陆时衍的手就紧一分。
老邻居们也来了。老张带着他那瓶豆奶——这次是新的，玻璃瓶换成了塑料瓶，但牌子没变。他把豆奶塞给苏砚，说这次不是欠的，是送的。他看了一眼那棵被裹成粽子的银杏树，眼眶红红的，嘴上却笑着说：“这树有福气。搬家都有吊车。我搬家的时候，就一辆三轮车。”其他几个还住在附近的老邻居也陆续来了，有人手里提着暖壶给大家倒热茶，有人搬了几个塑料凳让年纪大的坐着看。不大的巷口稀稀落落站了十几个人，没有横幅没有仪式，就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一群普通人，来送一棵树。
树被吊起来的那一刻，苏砚松开了陆时衍的手，往前走了几步，一直走到吊车起吊范围的边缘。晨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她脸上，光影斑驳。她看着那棵树缓缓升起，树根裹着泥土离开地面，像一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去远行。她没有说话。但陆时衍看到她的嘴唇轻轻动了一下，像是在说一句只有她和树能听清的话。
树走了。石凳也搬上了另一辆卡车，用气泡膜裹了好几层，捆得严严实实。搬家公司的师傅问陆时衍，这石凳搬到哪儿。陆时衍看了一眼苏砚。苏砚说：“搬到电子科大新校区。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有银杏树的地方。”师傅挠了挠头，说新校区那么大，具体哪个位置。陆时衍从兜里掏出一张手绘的简易地图，是电子科大新校区的平面图，上面用红笔圈了一个位置——就在新校区图书馆后面的绿地上，旁边是一排刚移栽没几年的年轻银杏树。这是陆时衍提前找校方协调好的，校方很支持，说这块地本来也打算建一个师生休读点，正好缺一张有故事的凳子。
苏砚看着那张地图，忽然问：“你什么时候画的？”
“昨天晚上。你睡着之后。”
“你还会画地图？”
“我是律师，律师最擅长两件事：画证据链图，和画地图。”陆时衍把地图叠好放回兜里，顿了顿，“还有一件事。”
“什么？”
“找到你在哪里。不管你跑多远，我都能找到。”
苏砚没说“谢谢”，也没说“你真肉麻”。她只是伸手把他衣领上沾的一片银杏叶摘下来，仔细看了看，然后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一个月后，银杏树在新校区的专家养护区重新落地